第196章 家事（第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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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正午一艘洋轮泊于的武昌城外沿江处新建的码头上，不一会那木制的栈桥上便热闹了起来，在码头上的苦力开始准备干活的时候，船上的一个包裹则直接交给了等待多时的邮差，这是从香港、上海等地寄来的包裹。
邮差，对于现在的湖广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新鲜的职业，其实这也不算新鲜，毕竟早在督府创办之初，便已经设立了邮政局，不过那时邮政局以带运民间信件为主与民信局类似，其专门带运官信，包括义军官兵的信件。
虽说那时邮政局专事官信，但是因为粤匪入鄂导致半省民信局纷散，加之民间信局“伙计太众，良莠不齐，百弊丛生”，同时为降低成本，邮政局便开始承接民间信件，因其相比民信局更为便利，因而受商民推崇。而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后，这邮政局便仿效西方于湖北、湖南建了邮政网。而且完全改用西方邮政局之法后，不仅可以省经费，新式邮政亦可以便于官商。虽然现在邮政收入并不高但是督府的补贴亦越来越少。
虽说这邮政局目前仅局限于大汉都督府所辖的湖北、湖南两地，但却已经悄悄的开辟了至上海以及香港的“地下邮路”，而这自上海驶来的外洋商船带来的包裹，便是从两地寄来的邮包。
不过只是两三个时辰后，这从上海“寄”来的邮包中的信件便几经分捡，开始由邮差送出，其中大多数信件都是送往督府，这些信件中除了各洋行寄来的信件之外，难免的还会有一些私信，其中甚至还有寄给夫人的信件。
对于作为都督夫人的徐灵芸来说，她几乎不问外界之事，可虽是如此，家事她却不能不问，就像现在接到二叔寄来的信时，她略微看了一眼，那眉头便皱成了一团儿。她看了一下桌上的洋钟，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
心底这般寻思着，她便拿着信朝着相公的书房走去，隔着书房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朱宜锋正在看着书，看着神情专注的相公，她的心底便是长叹了口气，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书房中度过，现在督府执掌的省份又多了一个，将来，真不知道他会忙成什么样。
作为妇道人家，她根本就帮不上相公什么忙，甚至就连家中……想到自己对那件事的处置，徐灵芸的心思又是一沉，虽说按道理这内宅之事，自应该由她这个做主母的去处置，但会不会太过“狠毒”了。
从长沙回来后，他既然没有说，甚至都没有问，只是在那天晚天紧紧的抱着他，尽管他没有说话，但她仍然能够感觉到其所受到的伤害。
“二叔那边来信了，你看看吧！”
拿着信，徐灵芸似有些不快的说道。
“当初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为何非要把二叔他们送到香港，把他们接到武昌，便也省得那么多麻烦！”
放下手中的《黄州府志》，朱宜锋笑着说道：
“怎么，他们又出什么故事了吗，让我看看解解闷？”
想到自己的那个所谓的二叔，朱宜锋便是一阵无奈，当初为了避免其遭满清杀害，自己特意把他们送到香港，非但在香港给他们买了房子，甚至还送去了一万两银子。可即便如此，那爷两却没有一个消停的主，每隔上一段时间，总会写信来要银子。而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
不过相比于让他们在香港，朱宜锋却从未曾考虑过让那爷两来武昌，若是来了武昌，就凭那爷两的脾气不知会给自己惹出什么麻烦来！现在自己正值创业之时，可不希望弄出什么所谓的“皇亲国戚”骄横来。
“你那个堂弟得了脏病，已病得不轻了。你自己看吧。”
徐灵芸将信递了过去，语气不快的说道。
“二叔现在居然把这事怪到你头上，说若不是你造反，他们又岂会背井离乡，宜涛又岂会染上那种脏病，又岂会为洋人于报上所指，这人真是的……”
接过信一看，见是满纸对自己的不满，朱宜锋的心底立即涌起一阵不悦：
“他们这爷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想到自己那个二叔刚一得知自己于勾结“发匪”，便终日紧张着生怕连累到他，后来自己不过只是一提送他们去香港，其便一口答应了下来。若是他们在香港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将来无论如何，自己都不会太过薄待他们，但他们却一再的于香港给自己惹出了一些麻烦事。现在那位堂弟得了梅毒，甚至还被捅到报纸上。
“我在这边辛辛苦苦的打天下，这爷两却是如此荒唐，此事居然还传到报纸上，实是在该杀！”
相公的话让徐灵芸心底微颤，见其这般生气连忙安慰道，
“相公，他们终归是你的亲人，纵是再生气也不能如此啊……”
徐灵芸的安慰让朱宜锋无奈的摇摇头。
“杀了他们又有何用，这事情都捅到报纸上了！”
不用去想朱宜锋都能想到报纸上会怎么写。
“汉军大都督朱宜锋之弟感染梅毒”。
对于那些记者而言，他们的眼里可没有朱宜涛这个人，他们看到的是自己！
“没有我，谁会在乎他朱宜涛是谁？我的面子给落下了，结果他居然还有脸来说我！”
连骂几句发泄了心头不满之后，在徐灵芸的劝说下。朱宜锋又摆了下手，颇是无奈的说道。
“罢了罢了，你给他们汇去五千两银子，告诉他，让宜涛安心治病就行，别的话就不用说了，他不是个笨人，能分出来何为轻重！”
除了无奈的苦笑之外，对于这个亲戚，至少现在朱宜锋并没有什么好办法，而且在抱怨的同时，却又忍不住去想，自己的那个堂弟得了梅毒，倒也是好事，至少在这个时代，梅毒等于绝症，不至于等几年后“脏”自己的手。
毕竟，有些人纵是眼下不杀，将来难免也要杀掉！自己死了反倒还能省些事！
心底这般感叹着，将信重新递给徐灵芸时，见其似有些担心，朱宜锋便笑说道。
“灵芸，不过他这封信倒是给我提了个醒，这些日子事情太多了，倒是得忘记办一件重要的事了！”
“大事？宜锋，你说的是什么事？”
“报纸！”
抬着下巴，朱宜锋吐出两个字来。
“报纸？”
“没错，虽说过去在上海的时候，也看过是一些洋文报纸了。但这在武昌开府之后，却忘了办报纸了，这报纸瞧着不起眼，可若是办好了，却胜过十万大军！”
岂止是胜过十万大军！
一份报纸的作用不仅仅只是夺取思想阵地，更多的思想上的启蒙，尤其是在现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报纸的作用甚至重于枪炮，尤其是在国民愚昧的时代，更需要思想上的启蒙教育。
尤其是现在——闭上眼睛，想着国内保守的现况，尤其是湖南省整体文化气氛的相对闭塞与保守，其实这也是中国的现状，国人的保守是建立在对西洋的不了解上，若是其能够通过报纸了解西洋、了解世界，又岂会如此保守？
至少通过报纸的启蒙教育，一部分人能够睁眼看世界，如此一来自然不会对将来推行“新政”有太多的抵触，至少不会发生历史上的那种百般抵触。
尽管后世人们总结着“甲午战争”和“庚子之战”彻底粉碎了国人的幻想，但在另一方面，若是没有上海、天津等地中文报纸十余年间的“启蒙”，又岂会国人思想上的进步，再到后来晚清广开报业以为启蒙，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妄自尊大”的弊病，认识到中国与西文的差距，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脱节。这一切都是报纸带来。
“胜十万大军？报纸有那么重要吗？”
徐灵芸疑惑的反问道。
“岂止是十万大军，说其等于百万雄师亦不为过，这报纸即可以宣扬民族，唤醒百姓民族观，树立其驱满之决心，更能普及科学文明，令士民不再保守愚昧而不自知，这将来国人能否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学习西方，关键就是心态，若是其依然如现在一般，视西方科学为奇淫巧技，那么将来何以推行维新新政，求以国家富强？”
“报纸真的有那么重要？”
“比这更重要！因为报纸能够启智！”
对！就是启智，若是说近中国，尤其是晚清之时最大的悲哀在什么地方，恐怕就是未能启智，更未曾经历思想启蒙。而相比之下，远在数千公里外的那个国家是无疑是幸运的，至少其在开国十数年后，便有若天佑似的出来了一个思想家给明治维新带来启蒙曙光，而中国呢？
这甚至影响到了中日两国未来数十年的国运，因为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局限，往往代表这个民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他们的思想在引导或限制这个民族的时候，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想到日本，朱宜锋又想到了月前收到的来自上海的信，那眉头便是一皱。
“已经开国了，自己没多少时间了……”(未完待续。)
时近正午一艘洋轮泊于的武昌城外沿江处新建的码头上，不一会那木制的栈桥上便热闹了起来，在码头上的苦力开始准备干活的时候，船上的一个包裹则直接交给了等待多时的邮差，这是从香港、上海等地寄来的包裹。
邮差，对于现在的湖广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新鲜的职业，其实这也不算新鲜，毕竟早在督府创办之初，便已经设立了邮政局，不过那时邮政局以带运民间信件为主与民信局类似，其专门带运官信，包括义军官兵的信件。
虽说那时邮政局专事官信，但是因为粤匪入鄂导致半省民信局纷散，加之民间信局“伙计太众，良莠不齐，百弊丛生”，同时为降低成本，邮政局便开始承接民间信件，因其相比民信局更为便利，因而受商民推崇。而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后，这邮政局便仿效西方于湖北、湖南建了邮政网。而且完全改用西方邮政局之法后，不仅可以省经费，新式邮政亦可以便于官商。虽然现在邮政收入并不高但是督府的补贴亦越来越少。
虽说这邮政局目前仅局限于大汉都督府所辖的湖北、湖南两地，但却已经悄悄的开辟了至上海以及香港的“地下邮路”，而这自上海驶来的外洋商船带来的包裹，便是从两地寄来的邮包。
不过只是两三个时辰后，这从上海“寄”来的邮包中的信件便几经分捡，开始由邮差送出，其中大多数信件都是送往督府，这些信件中除了各洋行寄来的信件之外，难免的还会有一些私信，其中甚至还有寄给夫人的信件。
对于作为都督夫人的徐灵芸来说，她几乎不问外界之事，可虽是如此，家事她却不能不问，就像现在接到二叔寄来的信时，她略微看了一眼，那眉头便皱成了一团儿。她看了一下桌上的洋钟，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
心底这般寻思着，她便拿着信朝着相公的书房走去，隔着书房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朱宜锋正在看着书，看着神情专注的相公，她的心底便是长叹了口气，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书房中度过，现在督府执掌的省份又多了一个，将来，真不知道他会忙成什么样。
作为妇道人家，她根本就帮不上相公什么忙，甚至就连家中……想到自己对那件事的处置，徐灵芸的心思又是一沉，虽说按道理这内宅之事，自应该由她这个做主母的去处置，但会不会太过“狠毒”了。
从长沙回来后，他既然没有说，甚至都没有问，只是在那天晚天紧紧的抱着他，尽管他没有说话，但她仍然能够感觉到其所受到的伤害。
“二叔那边来信了，你看看吧！”
拿着信，徐灵芸似有些不快的说道。
“当初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为何非要把二叔他们送到香港，把他们接到武昌，便也省得那么多麻烦！”
放下手中的《黄州府志》，朱宜锋笑着说道：
“怎么，他们又出什么故事了吗，让我看看解解闷？”
想到自己的那个所谓的二叔，朱宜锋便是一阵无奈，当初为了避免其遭满清杀害，自己特意把他们送到香港，非但在香港给他们买了房子，甚至还送去了一万两银子。可即便如此，那爷两却没有一个消停的主，每隔上一段时间，总会写信来要银子。而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
不过相比于让他们在香港，朱宜锋却从未曾考虑过让那爷两来武昌，若是来了武昌，就凭那爷两的脾气不知会给自己惹出什么麻烦来！现在自己正值创业之时，可不希望弄出什么所谓的“皇亲国戚”骄横来。
“你那个堂弟得了脏病，已病得不轻了。你自己看吧。”
徐灵芸将信递了过去，语气不快的说道。
“二叔现在居然把这事怪到你头上，说若不是你造反，他们又岂会背井离乡，宜涛又岂会染上那种脏病，又岂会为洋人于报上所指，这人真是的……”
接过信一看，见是满纸对自己的不满，朱宜锋的心底立即涌起一阵不悦：
“他们这爷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想到自己那个二叔刚一得知自己于勾结“发匪”，便终日紧张着生怕连累到他，后来自己不过只是一提送他们去香港，其便一口答应了下来。若是他们在香港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将来无论如何，自己都不会太过薄待他们，但他们却一再的于香港给自己惹出了一些麻烦事。现在那位堂弟得了梅毒，甚至还被捅到报纸上。
“我在这边辛辛苦苦的打天下，这爷两却是如此荒唐，此事居然还传到报纸上，实是在该杀！”
相公的话让徐灵芸心底微颤，见其这般生气连忙安慰道，
“相公，他们终归是你的亲人，纵是再生气也不能如此啊……”
徐灵芸的安慰让朱宜锋无奈的摇摇头。
“杀了他们又有何用，这事情都捅到报纸上了！”
不用去想朱宜锋都能想到报纸上会怎么写。
“汉军大都督朱宜锋之弟感染梅毒”。
对于那些记者而言，他们的眼里可没有朱宜涛这个人，他们看到的是自己！
“没有我，谁会在乎他朱宜涛是谁？我的面子给落下了，结果他居然还有脸来说我！”
连骂几句发泄了心头不满之后，在徐灵芸的劝说下。朱宜锋又摆了下手，颇是无奈的说道。
“罢了罢了，你给他们汇去五千两银子，告诉他，让宜涛安心治病就行，别的话就不用说了，他不是个笨人，能分出来何为轻重！”
除了无奈的苦笑之外，对于这个亲戚，至少现在朱宜锋并没有什么好办法，而且在抱怨的同时，却又忍不住去想，自己的那个堂弟得了梅毒，倒也是好事，至少在这个时代，梅毒等于绝症，不至于等几年后“脏”自己的手。
毕竟，有些人纵是眼下不杀，将来难免也要杀掉！自己死了反倒还能省些事！
心底这般感叹着，将信重新递给徐灵芸时，见其似有些担心，朱宜锋便笑说道。
“灵芸，不过他这封信倒是给我提了个醒，这些日子事情太多了，倒是得忘记办一件重要的事了！”
“大事？宜锋，你说的是什么事？”
“报纸！”
抬着下巴，朱宜锋吐出两个字来。
“报纸？”
“没错，虽说过去在上海的时候，也看过是一些洋文报纸了。但这在武昌开府之后，却忘了办报纸了，这报纸瞧着不起眼，可若是办好了，却胜过十万大军！”
岂止是胜过十万大军！
一份报纸的作用不仅仅只是夺取思想阵地，更多的思想上的启蒙，尤其是在现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报纸的作用甚至重于枪炮，尤其是在国民愚昧的时代，更需要思想上的启蒙教育。
尤其是现在——闭上眼睛，想着国内保守的现况，尤其是湖南省整体文化气氛的相对闭塞与保守，其实这也是中国的现状，国人的保守是建立在对西洋的不了解上，若是其能够通过报纸了解西洋、了解世界，又岂会如此保守？
至少通过报纸的启蒙教育，一部分人能够睁眼看世界，如此一来自然不会对将来推行“新政”有太多的抵触，至少不会发生历史上的那种百般抵触。
尽管后世人们总结着“甲午战争”和“庚子之战”彻底粉碎了国人的幻想，但在另一方面，若是没有上海、天津等地中文报纸十余年间的“启蒙”，又岂会国人思想上的进步，再到后来晚清广开报业以为启蒙，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妄自尊大”的弊病，认识到中国与西文的差距，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脱节。这一切都是报纸带来。
“胜十万大军？报纸有那么重要吗？”
徐灵芸疑惑的反问道。
“岂止是十万大军，说其等于百万雄师亦不为过，这报纸即可以宣扬民族，唤醒百姓民族观，树立其驱满之决心，更能普及科学文明，令士民不再保守愚昧而不自知，这将来国人能否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学习西方，关键就是心态，若是其依然如现在一般，视西方科学为奇淫巧技，那么将来何以推行维新新政，求以国家富强？”
“报纸真的有那么重要？”
“比这更重要！因为报纸能够启智！”
对！就是启智，若是说近中国，尤其是晚清之时最大的悲哀在什么地方，恐怕就是未能启智，更未曾经历思想启蒙。而相比之下，远在数千公里外的那个国家是无疑是幸运的，至少其在开国十数年后，便有若天佑似的出来了一个思想家给明治维新带来启蒙曙光，而中国呢？
这甚至影响到了中日两国未来数十年的国运，因为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局限，往往代表这个民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他们的思想在引导或限制这个民族的时候，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想到日本，朱宜锋又想到了月前收到的来自上海的信，那眉头便是一皱。
“已经开国了，自己没多少时间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