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三十七章 睥睨众官
过去皇帝都有一个恐惧,就是令不出宫城。
比如汉献帝那般,直接被曹操架空。他能拿主意的也就是宫城内,而不到宫城外。
大宋官家用读书人为宰相,压制了外戚、武将、世家、宦官、宗室等集团,使得从宋而起历代中原正统皇朝都找到了窍门,皇权从此都牢牢把持住了政权。
英宗,神宗都是以小宗入大宗,但从未令大权旁落。
这是宋朝权力设计的高明之处,都是新皇帝一接班,立即掌握了全局。
但对韩绛,章越新任一相一参而言,如何从王安石手中接棒,全面掌握朝政,让下面人心服口服呢?
当初英宗皇帝登位搞了‘濮议",通过认爹来确认正统性。
支持濮议的就是自己人,一律提拔,不支持濮议的就不是自己人,一律撸下去,以此明确‘治统"。
后世的明世宗的‘大礼议"也是如出一辙,他也是小宗入大宗。
只是区别在嘉靖赢了英宗输了。
但宰相呢?宰相所持的就是‘道统"。
道统是什么?就是经义。
只要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一直确立,变法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章越则通过修‘孟子正义"来确认,告诉天下时代已是变了,朝廷的政策已是转向。
当然天子还未明令【孟子正义】颁布天下,但章越已将苏辙提拔为中书户房学习公事。
但孟子正义颁布前,章越必须先改革役法。经过天章阁问政后,章越不可能一件实事没干,就贸然抛出‘道统"。
三经新义与孟子正义之分歧,就是【利国】与【利民】之分歧。
王安石版的【募役法】和韩绛、章越版的【免役法】之分歧,也是【利国】与【利民】之分歧。这也是韩绛当初与王安石决裂的原因。
如果改革役法不能推行下去,那么孟子正义颁布就要推迟,甚至要倒回去。务实就是行,务虚就是知,这就和扣扣子般要一个扣子一个眼扣下去。
从沈括认为要实行差役雇役并行来改革募役法来,朝堂上吵了一年多,现在役法改革顶层设计终于完成,中书已通过,天子已确认,三司、司农寺不再反对,下一步就是司农寺拿出条例细则。
据章越所知,蔡确这些日子授意黄颜,刘佐等人编修司农寺条例,此事司农寺官员非常积极,如《元丰司农敕令式》已接近完成,并得到了天子赞赏。
然而改革免役法的章程,章越至今连草案文字都没见到,更不用说形成详细文字颁布天下了。
为什么司农寺官员反对?
方才说了,司农寺已是独立的财政系统。
如青苗钱,买扑钱,免役钱都是司农寺绕过转运司,通过提举常平司收取至中枢。而且司农寺对司农寺属官及各路提举常平司有考核之权。
是怎么考核的?
司农寺定下的kpi,自是司农寺属官和各路提举常平司谁能收得钱多,谁就能获得课绩上的好评,获得升官的资格。
如今章越免去五等户的助役钱,必然会遭到司农寺官员以及各路提举常平官反对。
免去五等户助役钱,免役钱就少了一块,下面从司农寺到各路提举常平司官员今年的目标就完成不了了。
所以别听这些司农寺官员讲什么。
嘴上都是主义,心底全是生意。
舒亶,黄颜等司农寺官员讲了一堆道理,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心底的小九九就是不说。
这些官员一个个算盘打得是贼精。
当然这都要归咎于王安石。
王安石当初为了推行免役法,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从司农寺到提举常平司,再到州县官员,将官员利益全部和朝廷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王安石为了鼓励地方官员收钱的积极性,才允许将免役宽剩钱纳入地方财政体系,结果大多州县官员竟将两成收到了五成。
这已是一个新的体系。
政事堂上。
堂吏给众官员们奉上茶汤,经过方才一番论述,众人也有些渴了。
趁着茶歇之余,章越对众人道:“诸位方才也辛苦了,当初募役法颁行之前,曾令管勾官,与监司,州县相度利害。”
“但朝廷广开言路,天下官员,未免人具所见,不能尽知朝廷法意,有管中窥豹之弊。”
“如今本参将募役法改作免役法,再作如此则是筑室道谋,难以成就,今日请诸位到此听言,可谓受益匪浅。”
众官员们都是起身道:“章相公抬举了!”
章越将手按了按,示意众人坐下。
章越对众人道:“本参说如果,也就是假如免去五等户役钱,再将州县的免役宽剩钱限定至两成,诸位以为如何?”
众官员们陷入沉默。
章越再度道:“诸位官家曾多次言语‘司农寺事甚善,然尚未了五分事,若司农事了,即天下事大定矣"。”
“本参与韩丞相之本意,乃募役法是为了解民倒悬,但最后却与民敛财。募役法熙宁四年定下,熙宁七年时,募役法一年所入已至一千零四十余万贯。如今到了元丰年间,则是一千八百万贯。”
“当然免役法仍是良法,这点毋庸置疑。”
黄颜言道:“相公,自熙宁八年市易司已是入不敷出,原先重禄法的钱是自市易钱出,后改为募役钱。如今少了五等户钱,那么天下胥吏的俸禄这块如何补?”
免役钱如今是朝廷最大收入,但这钱是留给官家打西北的。
而王安石实行重禄法提高胥吏俸禄,这块钱是由行市易法后收上来的市易钱。但市易法在熙宁八年已经是实质上失败,市易钱收不上来了。因此用免役钱来支出胥吏们的俸禄。
那么只能在西北用兵的费用上减一减了。
因此富弼,司马光还是有道理的,只要西北兵事一停,其实朝廷是可以剩下不少钱的。
章越道:“朝廷原定征收免役钱一千两百三十四万贯之数,支出九百二十五贯之数,如此每年盈余三百万贯之数。”
“到了熙宁七年司农寺收免役钱一千零四十三万贯,支出六百四十八万贯,盈余三百九十五万;熙宁九年朝廷免役钱收入一千两百一十万贯,支出六百五十九万贯,盈余五百五十一万贯,而明年也是元丰二年免役钱收入则将达一千八百五十
比如汉献帝那般,直接被曹操架空。他能拿主意的也就是宫城内,而不到宫城外。
大宋官家用读书人为宰相,压制了外戚、武将、世家、宦官、宗室等集团,使得从宋而起历代中原正统皇朝都找到了窍门,皇权从此都牢牢把持住了政权。
英宗,神宗都是以小宗入大宗,但从未令大权旁落。
这是宋朝权力设计的高明之处,都是新皇帝一接班,立即掌握了全局。
但对韩绛,章越新任一相一参而言,如何从王安石手中接棒,全面掌握朝政,让下面人心服口服呢?
当初英宗皇帝登位搞了‘濮议",通过认爹来确认正统性。
支持濮议的就是自己人,一律提拔,不支持濮议的就不是自己人,一律撸下去,以此明确‘治统"。
后世的明世宗的‘大礼议"也是如出一辙,他也是小宗入大宗。
只是区别在嘉靖赢了英宗输了。
但宰相呢?宰相所持的就是‘道统"。
道统是什么?就是经义。
只要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一直确立,变法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章越则通过修‘孟子正义"来确认,告诉天下时代已是变了,朝廷的政策已是转向。
当然天子还未明令【孟子正义】颁布天下,但章越已将苏辙提拔为中书户房学习公事。
但孟子正义颁布前,章越必须先改革役法。经过天章阁问政后,章越不可能一件实事没干,就贸然抛出‘道统"。
三经新义与孟子正义之分歧,就是【利国】与【利民】之分歧。
王安石版的【募役法】和韩绛、章越版的【免役法】之分歧,也是【利国】与【利民】之分歧。这也是韩绛当初与王安石决裂的原因。
如果改革役法不能推行下去,那么孟子正义颁布就要推迟,甚至要倒回去。务实就是行,务虚就是知,这就和扣扣子般要一个扣子一个眼扣下去。
从沈括认为要实行差役雇役并行来改革募役法来,朝堂上吵了一年多,现在役法改革顶层设计终于完成,中书已通过,天子已确认,三司、司农寺不再反对,下一步就是司农寺拿出条例细则。
据章越所知,蔡确这些日子授意黄颜,刘佐等人编修司农寺条例,此事司农寺官员非常积极,如《元丰司农敕令式》已接近完成,并得到了天子赞赏。
然而改革免役法的章程,章越至今连草案文字都没见到,更不用说形成详细文字颁布天下了。
为什么司农寺官员反对?
方才说了,司农寺已是独立的财政系统。
如青苗钱,买扑钱,免役钱都是司农寺绕过转运司,通过提举常平司收取至中枢。而且司农寺对司农寺属官及各路提举常平司有考核之权。
是怎么考核的?
司农寺定下的kpi,自是司农寺属官和各路提举常平司谁能收得钱多,谁就能获得课绩上的好评,获得升官的资格。
如今章越免去五等户的助役钱,必然会遭到司农寺官员以及各路提举常平官反对。
免去五等户助役钱,免役钱就少了一块,下面从司农寺到各路提举常平司官员今年的目标就完成不了了。
所以别听这些司农寺官员讲什么。
嘴上都是主义,心底全是生意。
舒亶,黄颜等司农寺官员讲了一堆道理,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心底的小九九就是不说。
这些官员一个个算盘打得是贼精。
当然这都要归咎于王安石。
王安石当初为了推行免役法,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从司农寺到提举常平司,再到州县官员,将官员利益全部和朝廷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王安石为了鼓励地方官员收钱的积极性,才允许将免役宽剩钱纳入地方财政体系,结果大多州县官员竟将两成收到了五成。
这已是一个新的体系。
政事堂上。
堂吏给众官员们奉上茶汤,经过方才一番论述,众人也有些渴了。
趁着茶歇之余,章越对众人道:“诸位方才也辛苦了,当初募役法颁行之前,曾令管勾官,与监司,州县相度利害。”
“但朝廷广开言路,天下官员,未免人具所见,不能尽知朝廷法意,有管中窥豹之弊。”
“如今本参将募役法改作免役法,再作如此则是筑室道谋,难以成就,今日请诸位到此听言,可谓受益匪浅。”
众官员们都是起身道:“章相公抬举了!”
章越将手按了按,示意众人坐下。
章越对众人道:“本参说如果,也就是假如免去五等户役钱,再将州县的免役宽剩钱限定至两成,诸位以为如何?”
众官员们陷入沉默。
章越再度道:“诸位官家曾多次言语‘司农寺事甚善,然尚未了五分事,若司农事了,即天下事大定矣"。”
“本参与韩丞相之本意,乃募役法是为了解民倒悬,但最后却与民敛财。募役法熙宁四年定下,熙宁七年时,募役法一年所入已至一千零四十余万贯。如今到了元丰年间,则是一千八百万贯。”
“当然免役法仍是良法,这点毋庸置疑。”
黄颜言道:“相公,自熙宁八年市易司已是入不敷出,原先重禄法的钱是自市易钱出,后改为募役钱。如今少了五等户钱,那么天下胥吏的俸禄这块如何补?”
免役钱如今是朝廷最大收入,但这钱是留给官家打西北的。
而王安石实行重禄法提高胥吏俸禄,这块钱是由行市易法后收上来的市易钱。但市易法在熙宁八年已经是实质上失败,市易钱收不上来了。因此用免役钱来支出胥吏们的俸禄。
那么只能在西北用兵的费用上减一减了。
因此富弼,司马光还是有道理的,只要西北兵事一停,其实朝廷是可以剩下不少钱的。
章越道:“朝廷原定征收免役钱一千两百三十四万贯之数,支出九百二十五贯之数,如此每年盈余三百万贯之数。”
“到了熙宁七年司农寺收免役钱一千零四十三万贯,支出六百四十八万贯,盈余三百九十五万;熙宁九年朝廷免役钱收入一千两百一十万贯,支出六百五十九万贯,盈余五百五十一万贯,而明年也是元丰二年免役钱收入则将达一千八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