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五十五章 民佣
章越在家养疾，诸事不问。
中书之大小之事由王珪，元绛二人商量主持。
王珪主政中书可谓窝囊至极，王中正出任签书泾原路经略司事，又请李舜举监军鄜延路后，百官一片哗然。数名青年官员拉住要出京的王中正，李舜举质问此事可以吗？
王中正被逼不过骑马先遁走了，李舜举则是不愿意到鄜延路监军，那吕惠卿岂是好相易与的人。
于是李舜举被迫入中书向王珪禀告道：“西郊多事，实在是士大夫的耻辱。”
“当今是丞相您执政，难道以为将边防托付给两个内臣很是妥当吗？我们内臣的本分啊，就是洒扫庭院、擦抹窗户，相公当真以为用我们二人可以领兵作战？”
王珪闻言却是哈哈大笑，然后道：“押班何必自谦？老朽正是借用押班绥靖边境，以求太平呢！”
李舜举不敢相信王珪居然脸皮如此之厚，无耻至此，默然而退。
李舜举走后，王珪抚须沉吟。韩绛病逝之后，他既为相就要收买人心，如何在公事之上，再授以私恩，同时又不能表现得太过分授人以柄，成为别人攻讦的口实，这是每个上位者都要掌握的诀窍。
王珪知道韩绛，章越的前车之鉴，对于官家要伐夏是不敢过问一句，全部都是表态支持。
王珪对元随吩咐道：“今日堵截王中正，李舜举的那几个官员名字都给老夫记下，在堂簿上再寻个好差事予以外放。”
元随默默记下。
宦官是官家的心腹人，天子失了颜面，王珪必须找回来，但
王珪心道，身为宰相当为政以直，如此作为也是他所不齿的。
当时如今的王珪已不是那个面对册立英宗皇帝为储君诏书，果断退回去的翰林学士。
也不是在濮议时，大声疾呼‘皇伯’而不是‘皇考’的王珪了。
王珪知道，既为宰相仅仅以小恩小惠来收买大臣，培养亲信，树立党羽是不够的，若在朝政上无所主张，办不得大事，便终日被人诟病，
王珪对旁人吩咐道：“让蔡元长来见我！”
不久蔡京入内。
章越不在中书这段时间，蔡京日子可谓不好过，王珪时常找由头或繁剧的差事来‘磨炼’蔡京。
蔡京被王珪‘锻炼’得没日没夜地忙碌，办好了差事还要被王珪鸡蛋里面挑骨头来训斥。
另一面王珪对蔡京则是示好，他通过蔡确向蔡京提亲，想将次女许配给蔡京的长子蔡攸。
蔡京没有答允，王珪就继续‘磨炼’蔡京。
蔡京来见王珪时正好将对方交代下来的差事办好向对方禀述，王珪听着蔡京的禀告心道，此子果真是大才，这么棘手的事居然都能办得井井有条。
蔡京便是这个性子，你越刁难我，我越把事办好。
一次错不犯第二次。
王珪这一次破例没有指责蔡京而是道：“元长实良才！”
蔡京则道：“丞相谬赞了，自六圣定天下以来，每朝户数丁口都有增加，到了治平年天下主客户已有一千两百九十万户，丁两千九百万口。”
“但到了元丰元年主客户为一千六百万户，而丁只有两千四百万口。”
“盛世之年，在籍之丁却少了六百万口之多，占天下六分之一！”
王珪笑呵呵地道：“二十至六十为丁，过去州县不算这些，只要是男子皆统计在内甚少更替，如今则统一划入。”
蔡京道：“丞相明鉴，唐汉之时十户为五十口，丁二十上下。今天下户数，自非兵荒而其离合也有故，未容以多寡为盛衰之候也。昔者合以避赋役，故户数寡；今也析以避田数，故户数多也。”
王珪道：“不至于，本朝实行保甲对地方户数编练，不会有漏口之说。再说本朝律令祖父母、父母若在时，子孙不得析户分产别籍异财，岂有擅自析户之说，故而是前朝户吏统计有误罢了，将男子误计作了丁男。”
“可惜之前三司大火，将这些账簿都烧去，否则应重新查实。”
蔡京摇头，汉唐时的户数统计，就是十户五十口二十丁上下，到了如今成为十户十五丁，无论户口统计方式怎么变，但一比二的丁户比是不会变的。
王珪却一直说过去统计是只要是男子都算丁，而不是今天二十至六十岁之间才算丁。
丁口是税赋役力之本，这么天大的事，王珪对其中问题视而不见。
蔡京不由失望。
王珪微微笑着，指了指长案上一盆盆栽道：“元长，此盆乃好枝，却无好花来配，岂不是可惜吗？”
蔡京心底一动，知道王珪向自己暗示什么，他心底还是挣扎了一二，最后故作不知地答了两句，便告辞退下。
王珪看着蔡京的背影心道，丁口莫名少了那么多，定是募役法所致，之前五等户既要缴纳免役钱，又要服役，故而民间定然是诡名子户（一户拆成多户，将户等下降），再或者贿赂县吏隐匿丁口，再或者直接当了流民，或者去干没本钱买卖。
天天吹熙宁盛世，国库里积蓄如山，结果丁口整整少了六百万，真是丢人丢大了（元祐元年司马光更化新法，丁数为四千万，七年时间丁数竟多了一千六百万）。
但王珪不能这么说，因为这样岂不是显得章越正确，天子丢人了吗？
因此他一定要编个前朝丁口计算错误的由头掩盖过去，当然地方统计混乱的原因也是有的，一会报丁数，一会报口数，一会报男子数。
朝廷用役紧时，地方便常只报丁数甚至还主动隐匿一些，遇到灾荒了，地方就报口数，将全县老百姓都算在内。
朝廷也不会查得那么细，水至清则无鱼。
王珪想到章越，也是可惜，若是这个学生肯辅助自己，自己何必用蔡京。只是这些年章越坚决地跟韩绛站在一起，难免疏远了他这个老师。
要知道王珪心底一直对韩绛挺不满的，而且章越在‘利国’和‘利民’上还与天子的国是是相左。
现在章越索性告疾在家。
如此王珪也没办法帮章越。
……
而此刻章越在府里‘养病’。
有句话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你要么在桌旁，要么就在桌上，所以官员对权力不敢有一日轻离。
但章越却无所谓，一副‘你行你上’的样子，在府里好生调养，饭照吃，觉照睡。
除了中书户房检正蔡京，三司使黄履，知开封府许将三人时不时派心腹登门将事禀告给‘养病’的章越知悉。
章越只是知道了，但却不作规划。
然后隔三岔五地官家，曹太后，高太后都遣人来慰问。
章越命人用黄姜水涂面，虚以应付，来问询的人都看得出章越说话中气充足，显然是装病。
在出仕不出仕上章越选择是木雁之间，在有病没病选择也是在装与不装之间，有一种‘病’是你知道我没病，我也知道你知道我没病，但是我还是要装病。
探病之人奉了差事，只好如此回头禀告。
官家，高太后，曹太后当然明白章越‘病根’在何处。
今日国舅公曹佾代表曹太后亲自登门来探病，章越一直知道曹太后对自己的看重。而曹佾对章越也是真的关心。
曹佾入内见了躺在榻上的章越问道：“相公今日身子可好些了吗？”
章越叹了口气道：“还是不利索，心焦气短。”
曹佾听了笑了然后坐在章越的榻旁笑道：“我有一帖药，可令相公药到病除！”
章越道：“何药？”
曹佾笑道：“相公之心焦乃是虑民所至，但相公不在其位又如何虑民。我看来当今天下之患，不在于盘根错节之患，也不在于法令不备，而在于官员们不事事之心，以位为寄，不以百姓为念。”
“相公所言的孟子的民本，其实我读来可作二字分别是‘民佣’。”
章越闻言大喜道：“国舅真乃高人！一言说出我的心思。”
民佣，出自柳宗元《送薛存义序》。
其中有句话‘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
我们做官的是老百姓的仆役，而不是来奴役老百姓的。是老百姓们种田劳作，拿出十分之一的钱雇佣我们的，让我们治理地方的。
柳宗元的话说白了，天下之官吏皆是‘民佣’，你们是被老百姓雇佣的人啊。
这与章越之前与官家言语，朝廷到底是百姓雇佣了国家来为干活，还是朝廷是暴力机关，向老百姓收保护费性质？
章越道：“当今天下，好官都称为父母官，坏官称为民贼，但我出仕为官，哪里能为百姓之父母，此为不能也，民贼，我亦不敢也。故称为民佣，这才是做官的本意。”
好官被称为父母，坏官被称为民贼。
但父母高高在上，我们为官之人哪里能真的称为父母，只能说是被老百姓雇佣的，这个身份才是合适的。
民佣之论使‘民本’思想更进一步的落地。
而这也是官家的念头，为何？
因为皇六子也取名为佣。
中书之大小之事由王珪，元绛二人商量主持。
王珪主政中书可谓窝囊至极，王中正出任签书泾原路经略司事，又请李舜举监军鄜延路后，百官一片哗然。数名青年官员拉住要出京的王中正，李舜举质问此事可以吗？
王中正被逼不过骑马先遁走了，李舜举则是不愿意到鄜延路监军，那吕惠卿岂是好相易与的人。
于是李舜举被迫入中书向王珪禀告道：“西郊多事，实在是士大夫的耻辱。”
“当今是丞相您执政，难道以为将边防托付给两个内臣很是妥当吗？我们内臣的本分啊，就是洒扫庭院、擦抹窗户，相公当真以为用我们二人可以领兵作战？”
王珪闻言却是哈哈大笑，然后道：“押班何必自谦？老朽正是借用押班绥靖边境，以求太平呢！”
李舜举不敢相信王珪居然脸皮如此之厚，无耻至此，默然而退。
李舜举走后，王珪抚须沉吟。韩绛病逝之后，他既为相就要收买人心，如何在公事之上，再授以私恩，同时又不能表现得太过分授人以柄，成为别人攻讦的口实，这是每个上位者都要掌握的诀窍。
王珪知道韩绛，章越的前车之鉴，对于官家要伐夏是不敢过问一句，全部都是表态支持。
王珪对元随吩咐道：“今日堵截王中正，李舜举的那几个官员名字都给老夫记下，在堂簿上再寻个好差事予以外放。”
元随默默记下。
宦官是官家的心腹人，天子失了颜面，王珪必须找回来，但
王珪心道，身为宰相当为政以直，如此作为也是他所不齿的。
当时如今的王珪已不是那个面对册立英宗皇帝为储君诏书，果断退回去的翰林学士。
也不是在濮议时，大声疾呼‘皇伯’而不是‘皇考’的王珪了。
王珪知道，既为宰相仅仅以小恩小惠来收买大臣，培养亲信，树立党羽是不够的，若在朝政上无所主张，办不得大事，便终日被人诟病，
王珪对旁人吩咐道：“让蔡元长来见我！”
不久蔡京入内。
章越不在中书这段时间，蔡京日子可谓不好过，王珪时常找由头或繁剧的差事来‘磨炼’蔡京。
蔡京被王珪‘锻炼’得没日没夜地忙碌，办好了差事还要被王珪鸡蛋里面挑骨头来训斥。
另一面王珪对蔡京则是示好，他通过蔡确向蔡京提亲，想将次女许配给蔡京的长子蔡攸。
蔡京没有答允，王珪就继续‘磨炼’蔡京。
蔡京来见王珪时正好将对方交代下来的差事办好向对方禀述，王珪听着蔡京的禀告心道，此子果真是大才，这么棘手的事居然都能办得井井有条。
蔡京便是这个性子，你越刁难我，我越把事办好。
一次错不犯第二次。
王珪这一次破例没有指责蔡京而是道：“元长实良才！”
蔡京则道：“丞相谬赞了，自六圣定天下以来，每朝户数丁口都有增加，到了治平年天下主客户已有一千两百九十万户，丁两千九百万口。”
“但到了元丰元年主客户为一千六百万户，而丁只有两千四百万口。”
“盛世之年，在籍之丁却少了六百万口之多，占天下六分之一！”
王珪笑呵呵地道：“二十至六十为丁，过去州县不算这些，只要是男子皆统计在内甚少更替，如今则统一划入。”
蔡京道：“丞相明鉴，唐汉之时十户为五十口，丁二十上下。今天下户数，自非兵荒而其离合也有故，未容以多寡为盛衰之候也。昔者合以避赋役，故户数寡；今也析以避田数，故户数多也。”
王珪道：“不至于，本朝实行保甲对地方户数编练，不会有漏口之说。再说本朝律令祖父母、父母若在时，子孙不得析户分产别籍异财，岂有擅自析户之说，故而是前朝户吏统计有误罢了，将男子误计作了丁男。”
“可惜之前三司大火，将这些账簿都烧去，否则应重新查实。”
蔡京摇头，汉唐时的户数统计，就是十户五十口二十丁上下，到了如今成为十户十五丁，无论户口统计方式怎么变，但一比二的丁户比是不会变的。
王珪却一直说过去统计是只要是男子都算丁，而不是今天二十至六十岁之间才算丁。
丁口是税赋役力之本，这么天大的事，王珪对其中问题视而不见。
蔡京不由失望。
王珪微微笑着，指了指长案上一盆盆栽道：“元长，此盆乃好枝，却无好花来配，岂不是可惜吗？”
蔡京心底一动，知道王珪向自己暗示什么，他心底还是挣扎了一二，最后故作不知地答了两句，便告辞退下。
王珪看着蔡京的背影心道，丁口莫名少了那么多，定是募役法所致，之前五等户既要缴纳免役钱，又要服役，故而民间定然是诡名子户（一户拆成多户，将户等下降），再或者贿赂县吏隐匿丁口，再或者直接当了流民，或者去干没本钱买卖。
天天吹熙宁盛世，国库里积蓄如山，结果丁口整整少了六百万，真是丢人丢大了（元祐元年司马光更化新法，丁数为四千万，七年时间丁数竟多了一千六百万）。
但王珪不能这么说，因为这样岂不是显得章越正确，天子丢人了吗？
因此他一定要编个前朝丁口计算错误的由头掩盖过去，当然地方统计混乱的原因也是有的，一会报丁数，一会报口数，一会报男子数。
朝廷用役紧时，地方便常只报丁数甚至还主动隐匿一些，遇到灾荒了，地方就报口数，将全县老百姓都算在内。
朝廷也不会查得那么细，水至清则无鱼。
王珪想到章越，也是可惜，若是这个学生肯辅助自己，自己何必用蔡京。只是这些年章越坚决地跟韩绛站在一起，难免疏远了他这个老师。
要知道王珪心底一直对韩绛挺不满的，而且章越在‘利国’和‘利民’上还与天子的国是是相左。
现在章越索性告疾在家。
如此王珪也没办法帮章越。
……
而此刻章越在府里‘养病’。
有句话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你要么在桌旁，要么就在桌上，所以官员对权力不敢有一日轻离。
但章越却无所谓，一副‘你行你上’的样子，在府里好生调养，饭照吃，觉照睡。
除了中书户房检正蔡京，三司使黄履，知开封府许将三人时不时派心腹登门将事禀告给‘养病’的章越知悉。
章越只是知道了，但却不作规划。
然后隔三岔五地官家，曹太后，高太后都遣人来慰问。
章越命人用黄姜水涂面，虚以应付，来问询的人都看得出章越说话中气充足，显然是装病。
在出仕不出仕上章越选择是木雁之间，在有病没病选择也是在装与不装之间，有一种‘病’是你知道我没病，我也知道你知道我没病，但是我还是要装病。
探病之人奉了差事，只好如此回头禀告。
官家，高太后，曹太后当然明白章越‘病根’在何处。
今日国舅公曹佾代表曹太后亲自登门来探病，章越一直知道曹太后对自己的看重。而曹佾对章越也是真的关心。
曹佾入内见了躺在榻上的章越问道：“相公今日身子可好些了吗？”
章越叹了口气道：“还是不利索，心焦气短。”
曹佾听了笑了然后坐在章越的榻旁笑道：“我有一帖药，可令相公药到病除！”
章越道：“何药？”
曹佾笑道：“相公之心焦乃是虑民所至，但相公不在其位又如何虑民。我看来当今天下之患，不在于盘根错节之患，也不在于法令不备，而在于官员们不事事之心，以位为寄，不以百姓为念。”
“相公所言的孟子的民本，其实我读来可作二字分别是‘民佣’。”
章越闻言大喜道：“国舅真乃高人！一言说出我的心思。”
民佣，出自柳宗元《送薛存义序》。
其中有句话‘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
我们做官的是老百姓的仆役，而不是来奴役老百姓的。是老百姓们种田劳作，拿出十分之一的钱雇佣我们的，让我们治理地方的。
柳宗元的话说白了，天下之官吏皆是‘民佣’，你们是被老百姓雇佣的人啊。
这与章越之前与官家言语，朝廷到底是百姓雇佣了国家来为干活，还是朝廷是暴力机关，向老百姓收保护费性质？
章越道：“当今天下，好官都称为父母官，坏官称为民贼，但我出仕为官，哪里能为百姓之父母，此为不能也，民贼，我亦不敢也。故称为民佣，这才是做官的本意。”
好官被称为父母，坏官被称为民贼。
但父母高高在上，我们为官之人哪里能真的称为父母，只能说是被老百姓雇佣的，这个身份才是合适的。
民佣之论使‘民本’思想更进一步的落地。
而这也是官家的念头，为何？
因为皇六子也取名为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