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5章 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田越分越小
朱树人辅政新君的变法推行得很顺利，时间转眼来到小康二年秋。
九月的一天，杭州府治所钱塘县。
即将三年任满的杭州知府张世鹏，在自己的府衙里，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不速之客，正是一年多之前，还仅仅连县级待遇都排不上的姚启圣，但如今，他不但有应天府通判的职责在身，而且就在一个月前，摄政王朱树人还额外给他加了个官，让他挂上了户部员外郎的头衔，方便他随时外出公干，处理财税变法事宜。
一年里面两次快速升迁，这要不是需要酷吏当恶人，断然是不会升这么快的。
所以，张世鹏在接到王府私下里给他的信，说王爷要派姚启圣来浙江，协助他进行废丁分籍的税制改革时，他就知道自己这边被重视盯上了。
不过，既然王府至今还给他私信，那说明他本人绝对没有被猜忌，只是让他做事谨慎，无则加勉，张世鹏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两人一见面，张世鹏也给了对方面子：“姚先生，幸会，听说你升迁之速，着实令本官都羡慕呐。此番本官也要多多请教，以便更好地为朝廷效力，为王爷分忧。”
姚启圣知道对方根基也硬，其家族早年就是朱树人的铁杆盟友，所以完全不敢托大，言辞之间，都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
这个张世鹏年纪跟姚启圣差不多，也是三十七八岁。他本人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初甚至都没考过举人，是直接国子监监生出身，得到了比照举人参加后续会试的资格。
而且当初张世鹏这个监生，甚至还是“荫监”，跟朱树人当年入南京国子监属于同一类型——只因他父亲是前兵部尚书、前浙闽总督张国维，当初崇祯帝殉国之前，唯一被崇祯降职到南方地方上做官的，逃过了一劫。
张国维曾经是沉廷扬的上司，在苏州时就是世交，后来朱树人力推崇祯朝厘金改革时，张国维作为南京户部侍郎，也是主要的助推盟友。后来南京朝廷建立后，张国维也帮朱树人稳住了浙江的局面。
如果张国维本人还活着的话，如今应该已年过七旬了。不过他没能活那么久，四年前就过世了。
留下两个儿子，长子张世凤当初是正牌会试考中的，如今在朝中当工部侍郎。次子张世鹏稍微不争气一点，屡试不中，前些年灭清的时候，恩科才中，好在后来升官挺快，留在浙江老家当杭州知府。
毫无疑问，张家兄弟就是因为老爹站队站得好，所以子孙继续得富贵，被朱树人重用了。
但这也没什么问题，朱树人要稳定掌权，把老朱家的Y染色体缓一缓，特殊时期当然要重用忠心的自己人。
他也知道四书五经本身其实没什么鸟用，只是一个牢笼志士的筛选工具罢了。明面上吃相别难看、让天下儒生相信这套上升通道还有用就行，实际上不重要。
张世鹏跟姚启圣初步沟通之后，很快就抛出一个问题：“不知王爷为何今年唯独对我们浙江这边的变法，尤其重视呢？莫非觉得我们这边容易出漏子？
本官自问这方面还算勤谨，录籍析产全部落实得很扎实，不至于会比江西那边还差吧。”
姚启圣也不拿腔作势，很坦白的说：“王爷确实没发现贵省有什么具体不当之处，无非是无则加勉。
去年应天府小惩大戒了一番，今年南直隶其他各府肯定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而且苏松常镇皆平原肥沃之地，也不存在山县平县的划分问题，情况简单。
江西那边虽然多山，但九江府和南昌府地处鄱阳湖、赣江平原，也没太多复杂的问题，贫农百姓普遍也能有十亩八亩的水田。
两府西部倒是有几个县，略多些山区，土地不好集中，不过那些地方都靠近武昌了，而武昌是王爷起家之前的根据之地，所以那边百姓大多被朝廷积威反复敲打。
王爷看来看去，今年试点的范围，最容易出问题的，还是你们杭州府了。浙江参加试点的三府，湖州嘉兴全是平原，土地易于集中。
杭州府西部却是山区绵延，可以说出了杭州城，过了西子湖，西边就全是山了，地形复杂，耕地破碎。连龙井山上种茶的茶农，都未必能每家凑得出二十亩山田。
所以，王爷决定把‘鼓励百姓小范围兼并整合田地，挤出人口改为工籍、朝廷提供借贷周转以助民转型’的重点，放在杭州府试。”
张世鹏听了这番话后，不由大惊：“本官倒是已经知道，王爷当初之所以定下‘平原拥有水田十亩以下的农户，按十亩计税。山县下限减半’的政策，为的就是鼓励诱导只有一点点田的百姓，索性放弃田地进城务工。
可是，王爷居然会鼓励土地兼并？自古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危害国家长远的隐患，难道就没人劝王爷？”
张世鹏虽然是朱树人的亲信故旧，但他依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匪夷所思。
主要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汉朝开始的历史书读下来，都知道早在《史记》、《汉书》的食货志里面，历朝历代都把王朝末期的一个崩坏景象，描绘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有很多人只要看到“土地兼并”四个字，后面都不用看了，直接开喷。
朱树人当然不会犯低级错误，所以他允许姚启圣搞的事情，和张世鹏以为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只听姚启圣也是一脸崇拜得意之色，忍不住卖弄道：“张府台勿惊，您所想，和王爷所想，其实并不是一回事。王爷岂能不知道土地兼并的坏处？
所以，他今年，以及未来两年，希望在杭州府小范围试点的手段，并不是真正的无差别土地兼并，而只是‘允许中下贫农之间的互相土地兼并’。
很快就会有朝廷正式文告下达了，会要求从今年起，未来三年内，杭州府境内一切土地交易，必须在府县报备，不允许再在乡镇自相担保、先私下交易，凡是没有县里登记、府里备桉的土地买卖，一律视为非法、无效。
在此基础上，王爷会进一步要求，杭州府三年内冻结大户问贫民买田的渠道，禁止此类交易。而只允许户均拥有水田十亩以下、山田二十亩以下的中下农，向其他中下农买地。而且买完之后，拥有田地的上限，不得超过水田二十亩，或山田四十亩。
王爷要的，是贫农和贫农之间相互兼并，让农户的数量减少、而户均竞争力变强，被挤出局的农民，就改行务工，转为工籍。而不是让大地主也借机坐大——
不过，如果大地主也要向其他大地主买地，互相兼并转让，或者是有些地主需要分家，把族中一部分分支人口改为工籍，那朝廷还是支持的，只是这种级别的交易之前，要先到府县审批。出卖田亩一千亩以上的，要知县用印备桉，出卖田亩一万亩以上的，要知府用印备桉。”
张世鹏听得很仔细，听完后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但是朱树人能想到这种“定向鼓励兼并”，又是很正常的事情。谁让他是穿越者呢，他想到的这一招，其实就跟后世的“房地产限购”差不多。
土地兼并并不是全都不好的，让大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中下农才是不好的。如果中下农本身互相兼并，让一部分人退场，另一部分人稍稍变强，增加对抗风险的竞争力，那样社会只会更加稳定。
当然，任何限购肯定会带来连锁反应。比如后世房地产如果限购，那房价肯定会比完全没限购的同等情况下，稍微打下来一些。
因为一部分有竞争力的潜在买主，被行政的强制命令挡在交易场外了，可以下场的买主变少，买方出的价肯定会略微偏低，地也就卖不贵。但反正是中下农之间的自相兼并，也算是肉都烂在锅里了。
张世鹏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个弊端，或者说执行层面不可行的点：“可是……都是中下农之间互相兼并，中下农拿不出太多余财，又该如何？他们想买也没银子。
而如果有遇到灾病非卖田不可的穷人，因为没了大地主买主，他们卖的时候也卖不高价，不就更加雪上加霜了么？”
姚启圣这才图穷匕见：“所以，下官其实去年就跟王爷商量过了，可以把前宋王荆公的青苗法，改头换面，去芜存菁借鉴一下。
只要是信用素着的良民，哪怕穷些，但只要没有刁钻纪录，就可以从朝廷那儿申请类似青苗钱的‘经营贷’，这种专项借贷，只借给家中拥有三到十亩水田田的平民户，超过财产上限的人不许借。
借来的钱，也尽量不直接放到借款百姓手中，而是最好直接用于向其他贫下农邻居买田，把如今不够集中、耕种低效的小块田地，兼并起来，便于大规模耕种。
朝廷可以把利息压得很低，但是要还贷的年限可以拉长。最后花上十年二十年，还一个相当于当初田价四五倍的总价，就可以了，只当是济困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利息是非常高的，动辄一年就要三五成。而王安石自己当初还觉得这已经很仁慈了，因为宋朝时地主们直接给农民借高利贷，动辄都是一年就翻倍的利息。
这些钱，只能说是救急，不能说是救穷，都是逼不得已周转不开，或者春耕种子都买不起了，才不得不借，指望秋收后把种子的价值翻了倍的还。
朱树人要搞农民的经营性信贷，肯定不能搞每年三成利，那样直接利滚利上天了。所以，他最多只能按照一成多的利息，让人还个十年，最终也要付出好几倍的本金了。
这比后世的买房按揭利息肯定还是要高几倍，但在明朝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仁政。具体金额后续实施过程中也能调整——哪怕是后世的按揭利率，都能按照经济运行情况，适当降息呢，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只要经济数据反馈够真实，这都是可以以年为单位调控的。
另一方面，朝廷有了限购，因为买方被限制，那些卖地贫农卖不上价，事实上交易金额会比实际田地价值低个几成。一来二去，就当是买卖双方都少亏一点，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张世鹏反复琢磨，终于理解了这个破天荒创造性政策的可行性。他只是依然有些匪夷所思地叹道：
“王爷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既然敢下这个决心，那么，对于当年从王荆公青苗钱里钻空子占便宜的刁民奸商的手段，他肯定已经想到怎么提防了吧？”
“当然想到了。”姚启圣与有荣焉地承认，随后又稍微描述了一遍。
具体内容就跟他去年跟朱树人聊时差不多，只是略有改良细化，不再赘述。
张世鹏也就选择了相信，不再纠结，准备先实施了，走一步看一步。
他不由仰天长叹：“王爷为了解决贫农田少、抗灾病弱，逼着贫民集中田地、分出多余人口去务工，可谓是煞费了苦心。”
姚启圣：“其实咱今天提到的这些，还不算什么。王爷为了这个，是不惜各种手段的，他想的都是至少百年后的大计。高瞻远瞩，非人智可及。
比如，我来之前，就听王爷跟刑部、户部的人商量了一个措施，目前还没敢拿出来。说是朝廷将来，希望对农籍贫民，采取‘反向推恩令’：
汉武帝时的推恩令，不就是为了分化诸侯、让诸侯王的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然后越分越小，最后不至于威胁朝廷么？
而王爷想搞的针对贫民的反向推恩令，就是要逼着百姓不能因为儿子越生越多、田越分越少、导致后人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此令若是实施，朝廷将会对将来农户继承田亩的办法设置限制，无论农籍百姓老死后，如何分配遗产，不允许其分割设立一份单独面积小于十亩水田、或二十亩旱田的田产。
换言之，如果一个农户拥有的水田少于十亩，那么他必须把这十亩集中给一个儿子继承，不能再拆给兄弟几人继承。
除了继承田产的那个儿子之外，其余多出来的儿子必须一分田也分不到——
父母可以给他们留钱粮、房宅，也可以生前送其读书、学手艺，有一技傍身谋生，但唯独不可让有水田十亩以下的贫农，将田产均分给诸子。
多出来的儿子，必须逼迫其入工籍或军、役籍。如此贫农之田才不会被稀释，一代代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
强者推恩的反向操作，自然是弱者必须集中继承，这是很好理解的。
张世鹏听完后，被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直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觉得这个太有伤儒家传统的“孝悌”了，兄弟之间应该谦让友爱，就算父母留下的田少，怎么能规定长兄独霸所有田产呢？
幸亏如今还在讨论阶段，还没实施，要是现在就拿出来，估计反对的声音就更勐了。
摄政王这是要跟运行了两千年的儒家礼教、甚至是孝悌的基本道德准则作斗争呐，这阻力得多大？
“此法太过凶险了，人皆有爱子之心，谁能任由幼子贫弱呢。”张世鹏不由叹息。
姚启圣也是觉得悠然神往：“王爷的想法，远非常人所能揣摩。不过听说，王爷这两年重点让科学院抓化工和生物，似乎其中有一个项目，也是与这种将来的继承改革有关的。
王爷似乎在让科学院生物所，多宣扬如何避免妇人孕育、如何尽量节制，在民间宣讲。便于以后新法实施后，心怀恻隐的贫苦百姓，能少生几个儿子吧，
这样田不够分的百姓，自己心里有数，知道生下两个以上儿子就是害了儿子，能节制一个算一个，他们确实是养不活的。
西域有些洋夷、如大食人等，他们所信的名教，跟我中土大不相同。他们也是在贵乏贫瘠之地生长起来的，就觉得男女夫妻之间，在有了第一个男性后嗣之后，应该节制。
我中原讲究无后为大，不能那么严厉，但也该宣扬赤贫有二子、或一子多女后，该节制，这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田越分越薄，将来遇到点灾荒扛不住，不得不卖光田产当佃户。
除了生物上的节制之外，王爷如今还吩咐化学所研究‘橡胶’的工匠们，设法用处理后的橡胶，或者鱼鳔，帮助无法节欲之人节制子女。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贫农的田越分越薄。我实在是没有见过天下有哪个执政，能如王爷这般担忧地少者继续分割田地的了。”
PS：以上已经五千字，稍微解释一个问题。上次有读者好心提供了一些年号，我也想直接用高赞的（其实最高也就三到五个赞，当时看，我这书也没什么人互动）。
但后来某度了一下，发现高赞的“大同”、“大统”其实都不能用，因为古人用过了。大统有梁武帝萧衍用过，他也算是半亡国之君了，而大同甚至是耶律德光用的。
古代取年号有一点很麻烦，就是要避开前人用的，尤其是衰亡之君的年号特别不吉利。赵匡胤当年为了“乾德”这个年号被前蜀王家用过，还气得喷了赵普、赞了窦仪陶谷，说“宰相需用读书人”。
所以我一气之下，当时没明写改了什么年号，后面纪年时低调写了小康二年三年，但这绝不是瞎搞，因为“大同”、“小康”都是《礼记》里对不同阶段理想社会的描述，是有出处的，不是现代词，所以别说什么“键政”，键政是真没出处。
“大同”在儒家定义里，是要“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小康”则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大同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按需分配。小康至少还是“以贤勇知，以功为己。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还是需要依靠制度建设。
说白了，大同是儒家理想社会的高级阶段，小康是初级阶段。
主角也做不到大同，他毕竟是把资本注意萌芽发展出来，说到底还是以法制让人利己，那就低调一点，小康吧。
而且刚好古代皇帝都特别好大喜功，看不上小康，要上就直接一步到位标榜自己大同，所以小康刚好没被之前两千年的皇帝用过。（连耶律德光这种人都有脸说自己大同）
主角做人还是谦虚一点好了，但说到做到。咱不跟耶律德光之流一般见识。
九月的一天，杭州府治所钱塘县。
即将三年任满的杭州知府张世鹏，在自己的府衙里，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不速之客，正是一年多之前，还仅仅连县级待遇都排不上的姚启圣，但如今，他不但有应天府通判的职责在身，而且就在一个月前，摄政王朱树人还额外给他加了个官，让他挂上了户部员外郎的头衔，方便他随时外出公干，处理财税变法事宜。
一年里面两次快速升迁，这要不是需要酷吏当恶人，断然是不会升这么快的。
所以，张世鹏在接到王府私下里给他的信，说王爷要派姚启圣来浙江，协助他进行废丁分籍的税制改革时，他就知道自己这边被重视盯上了。
不过，既然王府至今还给他私信，那说明他本人绝对没有被猜忌，只是让他做事谨慎，无则加勉，张世鹏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两人一见面，张世鹏也给了对方面子：“姚先生，幸会，听说你升迁之速，着实令本官都羡慕呐。此番本官也要多多请教，以便更好地为朝廷效力，为王爷分忧。”
姚启圣知道对方根基也硬，其家族早年就是朱树人的铁杆盟友，所以完全不敢托大，言辞之间，都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
这个张世鹏年纪跟姚启圣差不多，也是三十七八岁。他本人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初甚至都没考过举人，是直接国子监监生出身，得到了比照举人参加后续会试的资格。
而且当初张世鹏这个监生，甚至还是“荫监”，跟朱树人当年入南京国子监属于同一类型——只因他父亲是前兵部尚书、前浙闽总督张国维，当初崇祯帝殉国之前，唯一被崇祯降职到南方地方上做官的，逃过了一劫。
张国维曾经是沉廷扬的上司，在苏州时就是世交，后来朱树人力推崇祯朝厘金改革时，张国维作为南京户部侍郎，也是主要的助推盟友。后来南京朝廷建立后，张国维也帮朱树人稳住了浙江的局面。
如果张国维本人还活着的话，如今应该已年过七旬了。不过他没能活那么久，四年前就过世了。
留下两个儿子，长子张世凤当初是正牌会试考中的，如今在朝中当工部侍郎。次子张世鹏稍微不争气一点，屡试不中，前些年灭清的时候，恩科才中，好在后来升官挺快，留在浙江老家当杭州知府。
毫无疑问，张家兄弟就是因为老爹站队站得好，所以子孙继续得富贵，被朱树人重用了。
但这也没什么问题，朱树人要稳定掌权，把老朱家的Y染色体缓一缓，特殊时期当然要重用忠心的自己人。
他也知道四书五经本身其实没什么鸟用，只是一个牢笼志士的筛选工具罢了。明面上吃相别难看、让天下儒生相信这套上升通道还有用就行，实际上不重要。
张世鹏跟姚启圣初步沟通之后，很快就抛出一个问题：“不知王爷为何今年唯独对我们浙江这边的变法，尤其重视呢？莫非觉得我们这边容易出漏子？
本官自问这方面还算勤谨，录籍析产全部落实得很扎实，不至于会比江西那边还差吧。”
姚启圣也不拿腔作势，很坦白的说：“王爷确实没发现贵省有什么具体不当之处，无非是无则加勉。
去年应天府小惩大戒了一番，今年南直隶其他各府肯定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而且苏松常镇皆平原肥沃之地，也不存在山县平县的划分问题，情况简单。
江西那边虽然多山，但九江府和南昌府地处鄱阳湖、赣江平原，也没太多复杂的问题，贫农百姓普遍也能有十亩八亩的水田。
两府西部倒是有几个县，略多些山区，土地不好集中，不过那些地方都靠近武昌了，而武昌是王爷起家之前的根据之地，所以那边百姓大多被朝廷积威反复敲打。
王爷看来看去，今年试点的范围，最容易出问题的，还是你们杭州府了。浙江参加试点的三府，湖州嘉兴全是平原，土地易于集中。
杭州府西部却是山区绵延，可以说出了杭州城，过了西子湖，西边就全是山了，地形复杂，耕地破碎。连龙井山上种茶的茶农，都未必能每家凑得出二十亩山田。
所以，王爷决定把‘鼓励百姓小范围兼并整合田地，挤出人口改为工籍、朝廷提供借贷周转以助民转型’的重点，放在杭州府试。”
张世鹏听了这番话后，不由大惊：“本官倒是已经知道，王爷当初之所以定下‘平原拥有水田十亩以下的农户，按十亩计税。山县下限减半’的政策，为的就是鼓励诱导只有一点点田的百姓，索性放弃田地进城务工。
可是，王爷居然会鼓励土地兼并？自古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危害国家长远的隐患，难道就没人劝王爷？”
张世鹏虽然是朱树人的亲信故旧，但他依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匪夷所思。
主要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汉朝开始的历史书读下来，都知道早在《史记》、《汉书》的食货志里面，历朝历代都把王朝末期的一个崩坏景象，描绘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有很多人只要看到“土地兼并”四个字，后面都不用看了，直接开喷。
朱树人当然不会犯低级错误，所以他允许姚启圣搞的事情，和张世鹏以为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只听姚启圣也是一脸崇拜得意之色，忍不住卖弄道：“张府台勿惊，您所想，和王爷所想，其实并不是一回事。王爷岂能不知道土地兼并的坏处？
所以，他今年，以及未来两年，希望在杭州府小范围试点的手段，并不是真正的无差别土地兼并，而只是‘允许中下贫农之间的互相土地兼并’。
很快就会有朝廷正式文告下达了，会要求从今年起，未来三年内，杭州府境内一切土地交易，必须在府县报备，不允许再在乡镇自相担保、先私下交易，凡是没有县里登记、府里备桉的土地买卖，一律视为非法、无效。
在此基础上，王爷会进一步要求，杭州府三年内冻结大户问贫民买田的渠道，禁止此类交易。而只允许户均拥有水田十亩以下、山田二十亩以下的中下农，向其他中下农买地。而且买完之后，拥有田地的上限，不得超过水田二十亩，或山田四十亩。
王爷要的，是贫农和贫农之间相互兼并，让农户的数量减少、而户均竞争力变强，被挤出局的农民，就改行务工，转为工籍。而不是让大地主也借机坐大——
不过，如果大地主也要向其他大地主买地，互相兼并转让，或者是有些地主需要分家，把族中一部分分支人口改为工籍，那朝廷还是支持的，只是这种级别的交易之前，要先到府县审批。出卖田亩一千亩以上的，要知县用印备桉，出卖田亩一万亩以上的，要知府用印备桉。”
张世鹏听得很仔细，听完后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但是朱树人能想到这种“定向鼓励兼并”，又是很正常的事情。谁让他是穿越者呢，他想到的这一招，其实就跟后世的“房地产限购”差不多。
土地兼并并不是全都不好的，让大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中下农才是不好的。如果中下农本身互相兼并，让一部分人退场，另一部分人稍稍变强，增加对抗风险的竞争力，那样社会只会更加稳定。
当然，任何限购肯定会带来连锁反应。比如后世房地产如果限购，那房价肯定会比完全没限购的同等情况下，稍微打下来一些。
因为一部分有竞争力的潜在买主，被行政的强制命令挡在交易场外了，可以下场的买主变少，买方出的价肯定会略微偏低，地也就卖不贵。但反正是中下农之间的自相兼并，也算是肉都烂在锅里了。
张世鹏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个弊端，或者说执行层面不可行的点：“可是……都是中下农之间互相兼并，中下农拿不出太多余财，又该如何？他们想买也没银子。
而如果有遇到灾病非卖田不可的穷人，因为没了大地主买主，他们卖的时候也卖不高价，不就更加雪上加霜了么？”
姚启圣这才图穷匕见：“所以，下官其实去年就跟王爷商量过了，可以把前宋王荆公的青苗法，改头换面，去芜存菁借鉴一下。
只要是信用素着的良民，哪怕穷些，但只要没有刁钻纪录，就可以从朝廷那儿申请类似青苗钱的‘经营贷’，这种专项借贷，只借给家中拥有三到十亩水田田的平民户，超过财产上限的人不许借。
借来的钱，也尽量不直接放到借款百姓手中，而是最好直接用于向其他贫下农邻居买田，把如今不够集中、耕种低效的小块田地，兼并起来，便于大规模耕种。
朝廷可以把利息压得很低，但是要还贷的年限可以拉长。最后花上十年二十年，还一个相当于当初田价四五倍的总价，就可以了，只当是济困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利息是非常高的，动辄一年就要三五成。而王安石自己当初还觉得这已经很仁慈了，因为宋朝时地主们直接给农民借高利贷，动辄都是一年就翻倍的利息。
这些钱，只能说是救急，不能说是救穷，都是逼不得已周转不开，或者春耕种子都买不起了，才不得不借，指望秋收后把种子的价值翻了倍的还。
朱树人要搞农民的经营性信贷，肯定不能搞每年三成利，那样直接利滚利上天了。所以，他最多只能按照一成多的利息，让人还个十年，最终也要付出好几倍的本金了。
这比后世的买房按揭利息肯定还是要高几倍，但在明朝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仁政。具体金额后续实施过程中也能调整——哪怕是后世的按揭利率，都能按照经济运行情况，适当降息呢，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只要经济数据反馈够真实，这都是可以以年为单位调控的。
另一方面，朝廷有了限购，因为买方被限制，那些卖地贫农卖不上价，事实上交易金额会比实际田地价值低个几成。一来二去，就当是买卖双方都少亏一点，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张世鹏反复琢磨，终于理解了这个破天荒创造性政策的可行性。他只是依然有些匪夷所思地叹道：
“王爷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既然敢下这个决心，那么，对于当年从王荆公青苗钱里钻空子占便宜的刁民奸商的手段，他肯定已经想到怎么提防了吧？”
“当然想到了。”姚启圣与有荣焉地承认，随后又稍微描述了一遍。
具体内容就跟他去年跟朱树人聊时差不多，只是略有改良细化，不再赘述。
张世鹏也就选择了相信，不再纠结，准备先实施了，走一步看一步。
他不由仰天长叹：“王爷为了解决贫农田少、抗灾病弱，逼着贫民集中田地、分出多余人口去务工，可谓是煞费了苦心。”
姚启圣：“其实咱今天提到的这些，还不算什么。王爷为了这个，是不惜各种手段的，他想的都是至少百年后的大计。高瞻远瞩，非人智可及。
比如，我来之前，就听王爷跟刑部、户部的人商量了一个措施，目前还没敢拿出来。说是朝廷将来，希望对农籍贫民，采取‘反向推恩令’：
汉武帝时的推恩令，不就是为了分化诸侯、让诸侯王的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然后越分越小，最后不至于威胁朝廷么？
而王爷想搞的针对贫民的反向推恩令，就是要逼着百姓不能因为儿子越生越多、田越分越少、导致后人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此令若是实施，朝廷将会对将来农户继承田亩的办法设置限制，无论农籍百姓老死后，如何分配遗产，不允许其分割设立一份单独面积小于十亩水田、或二十亩旱田的田产。
换言之，如果一个农户拥有的水田少于十亩，那么他必须把这十亩集中给一个儿子继承，不能再拆给兄弟几人继承。
除了继承田产的那个儿子之外，其余多出来的儿子必须一分田也分不到——
父母可以给他们留钱粮、房宅，也可以生前送其读书、学手艺，有一技傍身谋生，但唯独不可让有水田十亩以下的贫农，将田产均分给诸子。
多出来的儿子，必须逼迫其入工籍或军、役籍。如此贫农之田才不会被稀释，一代代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
强者推恩的反向操作，自然是弱者必须集中继承，这是很好理解的。
张世鹏听完后，被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直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觉得这个太有伤儒家传统的“孝悌”了，兄弟之间应该谦让友爱，就算父母留下的田少，怎么能规定长兄独霸所有田产呢？
幸亏如今还在讨论阶段，还没实施，要是现在就拿出来，估计反对的声音就更勐了。
摄政王这是要跟运行了两千年的儒家礼教、甚至是孝悌的基本道德准则作斗争呐，这阻力得多大？
“此法太过凶险了，人皆有爱子之心，谁能任由幼子贫弱呢。”张世鹏不由叹息。
姚启圣也是觉得悠然神往：“王爷的想法，远非常人所能揣摩。不过听说，王爷这两年重点让科学院抓化工和生物，似乎其中有一个项目，也是与这种将来的继承改革有关的。
王爷似乎在让科学院生物所，多宣扬如何避免妇人孕育、如何尽量节制，在民间宣讲。便于以后新法实施后，心怀恻隐的贫苦百姓，能少生几个儿子吧，
这样田不够分的百姓，自己心里有数，知道生下两个以上儿子就是害了儿子，能节制一个算一个，他们确实是养不活的。
西域有些洋夷、如大食人等，他们所信的名教，跟我中土大不相同。他们也是在贵乏贫瘠之地生长起来的，就觉得男女夫妻之间，在有了第一个男性后嗣之后，应该节制。
我中原讲究无后为大，不能那么严厉，但也该宣扬赤贫有二子、或一子多女后，该节制，这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田越分越薄，将来遇到点灾荒扛不住，不得不卖光田产当佃户。
除了生物上的节制之外，王爷如今还吩咐化学所研究‘橡胶’的工匠们，设法用处理后的橡胶，或者鱼鳔，帮助无法节欲之人节制子女。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贫农的田越分越薄。我实在是没有见过天下有哪个执政，能如王爷这般担忧地少者继续分割田地的了。”
PS：以上已经五千字，稍微解释一个问题。上次有读者好心提供了一些年号，我也想直接用高赞的（其实最高也就三到五个赞，当时看，我这书也没什么人互动）。
但后来某度了一下，发现高赞的“大同”、“大统”其实都不能用，因为古人用过了。大统有梁武帝萧衍用过，他也算是半亡国之君了，而大同甚至是耶律德光用的。
古代取年号有一点很麻烦，就是要避开前人用的，尤其是衰亡之君的年号特别不吉利。赵匡胤当年为了“乾德”这个年号被前蜀王家用过，还气得喷了赵普、赞了窦仪陶谷，说“宰相需用读书人”。
所以我一气之下，当时没明写改了什么年号，后面纪年时低调写了小康二年三年，但这绝不是瞎搞，因为“大同”、“小康”都是《礼记》里对不同阶段理想社会的描述，是有出处的，不是现代词，所以别说什么“键政”，键政是真没出处。
“大同”在儒家定义里，是要“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小康”则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大同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按需分配。小康至少还是“以贤勇知，以功为己。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还是需要依靠制度建设。
说白了，大同是儒家理想社会的高级阶段，小康是初级阶段。
主角也做不到大同，他毕竟是把资本注意萌芽发展出来，说到底还是以法制让人利己，那就低调一点，小康吧。
而且刚好古代皇帝都特别好大喜功，看不上小康，要上就直接一步到位标榜自己大同，所以小康刚好没被之前两千年的皇帝用过。（连耶律德光这种人都有脸说自己大同）
主角做人还是谦虚一点好了，但说到做到。咱不跟耶律德光之流一般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