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邓瑜的述职报告
【瓦格纳小姐还具体举出了一些例子：
依托充足的燃料供应，雷雯婷在教一些对驾驶感兴趣的同志们学习驾驶，她本人也在积极地学习法语、英语和车辆工程，甚至还准备通过高考攻读车辆工程类专业；
方谦和魏思齐在研究所内外积极开设计算机培训班的同时，也进行计算机方面的研究，甚至还不断地有SCI论文产出，以至于水野遥佳曾称‘魏思齐和方谦将组建研究所内的第六个科研组’；
魏思静负责的食堂内，香江华侨游晓莎以高中生的身份在明年报考我国的留学生，今年考上了德济大学的罗慧楠以及东海理工大学的楚文也各自有了新的发展想法；
即使是近期尤其繁忙的瓦格纳小姐，她也根据自己过去当雇佣兵和全科医生的经验，分时段地给研究所内的同志们进行安保、防暴与医疗卫生培训。
——《驻希羽组研究所工作期间的报告》（选段），邓瑜，1982.9.30】
9月26日上午，早已到达帝都的邓瑜向自己的上级完成简单的报告后，立刻开始了工作报告和述职报告的撰写。
“研究所里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但真的能提供给其他单位的经验不多，更多的还是教训。”
面对临行前夏希羽给自己的一大堆材料，邓瑜感到十分为难。
最终，她在极度纠结下，以越来越快的手速写下了初稿（以下仅显示部分）——
首先，夏希羽做数学研究的起步资金是他自己写的科幻小说和各类歌词作品。就这一点来说，全国上下能写出《黎明之剑》系列水平的文学作品，还有办法让外国读者也喜欢读的，若是人数限定在一位数，恐怕有些夸张，但“人数最多只有两位数”的判断应该没有错。
其次，夏希羽通过找到了一个我国国内几乎无人问津，但在国外有极高流行度的科研方向，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的学生、学者甚至是不从事科研的人员通过雇佣关系为其提供科研以及科研相关的周边服务。
相比之下，从总体来说，我国在引进人才方面严重缺乏经验。仅在大专院校系统内，就出现过几百上千例因不适当的人才政策等原因，导致被引进者的合理诉求不能得到满足，进而对我国产生厌恶并因此回到原国家的案例。
但迄今为止，希羽组研究所内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负面案例，表达负面情绪的更是只有一例：因为众所周知的安全原因，斯蒂夫教授不得不在赵黎霞小姐和黄晗小姐的陪同下，一起去教堂做祷告，而不是他希望的独自前去。
此外，根据今年2月20日起，为期一周的、以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的工作讨论会期间，多位科学家在多项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将讨论期间的一些内容与希羽组研究所的情况进行比较，会发现后者更多的特性。
根据吴明瑜同志的分析可知：1982年前后，全国民口的科研经费每年在28-30亿元之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不超过1.2亿元，占民口科研经费的比重不到百分之五；在科学院内部，用于基础研究的大约在百分之十到十五之间，初步估计不超过六千万元。【1】
在我看来这一占比总体还是比较合适的，但绝对数额也不算多，伸缩弹性十分有限，总量更是严重不足。
考虑到中国科学院是一个目前有大约七万七千人，且内部人际关系高度复杂的庞大机构，即使是目前由华罗庚领导的数学所也有近两百人，两者的科研经费中位数和科研人员的中位薪资收入实际上都是十分紧张的。
如果把这两项大致数据与希羽组的相比，希羽组就显得宽裕的有些过分了，差距可能将达到10倍甚至20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但在希羽组研究所内，仅有符雨霄副教授的一组全部研究以及浅野明日香教授的三组内的部分研究并不完全属于理论研究——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既包括了对决策理论的探索与优化这种纯基础研究，也包括与技改项目等活动相关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因此，基于王绶琯委员【2】的观点，我依据现行标准进行了如下的简单对比：
我国的全国民口的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占比不超过百分之五，中国科学院的占比不超过百分之十五，（预估）数学所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但在希羽组研究所，即使是从希羽组研究室至今，基础研究费用超过七成——这个比例是希羽组迄今为止的低谷。【3】
如果要按照刚性的严格标准来说，这样的分配比例不符合目前的文件精神，但这却是希羽组获得成功的必要非充分要素——在夏希羽的有力领导下，我们可以确信，有这样的分配比例不一定能做出成果。
但没有这样的比例，希羽组一定难以维持现有的科研产出水平……（此处略）
本月早些时候，我国明确提出了到20世纪末，中国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将科学技术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高度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对于这一提法，我曾认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科学技术工作”这一被简称为“两侧重、两提高”的提法恐怕不太合适。
我曾希望我们的四化建设，必须在某些学科试点“让科学技术研究首先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以下简称“面向、依靠”）。
理由很简单：从国内外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动向来看，不依靠科学技术，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把握……（此处略）
然而，对于上述提法，现在的我仍旧觉得不合适，因此上文特别用“曾以为”而不是“认为”。
我担心自己“面向、依靠”的观点一提出，可能会遭到大量科研人员的抵触。
依我的预计，一部分人或许会认为，科学的使命是认识世界，属于哲学，高于政治、经济、文化，怎么能“必须面向经济”？另一部分人会认为目前的“两侧重、两提高”的方针已经很完善了，不需要大幅调整，就算要调整也应该分步地进行。
比起上述两类意见，我更担心的是，由于缺乏国际视野、过去的行为逻辑带来的惯性、部分同志的思维中仍存在“左”的思想认识等上述原因，目前在经济工作战线上的很多同志也对科技如何进入经济不甚了了。
这意味着他们不一定能认真而准确地执行新的方针，反而会让目前的工作进入困顿之中，因此我虽然觉得做出重大改革是必要的，但还是希望我的意见应当被审慎地讨论。
因此，此处仅提供一些从公开情报中得到的数据作为学习的参考：美国的基本科学研究投入在1960年时占总民口的百分之八点九，在1979年时已经达到了八分之一。同年，日方已达到百分之十五点六。【4】
考虑到美、日两国在基本科研与技术引进的发展方向，我个人建议先行以美国的比例配置为参考……（此处略）
过了许久近乎发疯地以文思泉涌的状态写完了整份报告后，邓瑜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
梦里，她见到了自己在希羽组里见到的各类精美食物。
正当她准备对着这些“食物”开始大吃特吃的时候，她忽然被门外的喊声惊醒了。
“瑜姐，吃饭了！”
邓瑜虽然有些郁闷，但还是不得不在简单地清理了桌面后打开房门。
“瑜姐，我喊了有一两分钟了，你刚刚睡着了吗？”
“差不多。”
最终，邓瑜把自己刚刚写完的报告整理好后，就跟着门外喊自己出门的同事洛奕昕出门吃饭去了。
晚饭期间，她再一次想起了自己在希羽组的每一餐——眼前的食品只能勉强与希羽组的早餐在某些方面相比。
然而，这里已经是位于帝都的乔办内了，其他同类单位或者外地的类似单位的情况只会更差。
“你怎么了？回帝都还没适应？”
“在那边工作的有些久，两边的伙食差太多了，抱歉。”
当其他同事想继续询问的时候，邓瑜却只是摇头拒绝了进一步的讨论，随后继续吃饭。
洛奕昕看着心事重重的邓瑜，准备说些什么缓解气氛顺带提出自己的疑惑，但终于没有说，于是也跟着继续吃饭。
依托充足的燃料供应，雷雯婷在教一些对驾驶感兴趣的同志们学习驾驶，她本人也在积极地学习法语、英语和车辆工程，甚至还准备通过高考攻读车辆工程类专业；
方谦和魏思齐在研究所内外积极开设计算机培训班的同时，也进行计算机方面的研究，甚至还不断地有SCI论文产出，以至于水野遥佳曾称‘魏思齐和方谦将组建研究所内的第六个科研组’；
魏思静负责的食堂内，香江华侨游晓莎以高中生的身份在明年报考我国的留学生，今年考上了德济大学的罗慧楠以及东海理工大学的楚文也各自有了新的发展想法；
即使是近期尤其繁忙的瓦格纳小姐，她也根据自己过去当雇佣兵和全科医生的经验，分时段地给研究所内的同志们进行安保、防暴与医疗卫生培训。
——《驻希羽组研究所工作期间的报告》（选段），邓瑜，1982.9.30】
9月26日上午，早已到达帝都的邓瑜向自己的上级完成简单的报告后，立刻开始了工作报告和述职报告的撰写。
“研究所里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但真的能提供给其他单位的经验不多，更多的还是教训。”
面对临行前夏希羽给自己的一大堆材料，邓瑜感到十分为难。
最终，她在极度纠结下，以越来越快的手速写下了初稿（以下仅显示部分）——
首先，夏希羽做数学研究的起步资金是他自己写的科幻小说和各类歌词作品。就这一点来说，全国上下能写出《黎明之剑》系列水平的文学作品，还有办法让外国读者也喜欢读的，若是人数限定在一位数，恐怕有些夸张，但“人数最多只有两位数”的判断应该没有错。
其次，夏希羽通过找到了一个我国国内几乎无人问津，但在国外有极高流行度的科研方向，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的学生、学者甚至是不从事科研的人员通过雇佣关系为其提供科研以及科研相关的周边服务。
相比之下，从总体来说，我国在引进人才方面严重缺乏经验。仅在大专院校系统内，就出现过几百上千例因不适当的人才政策等原因，导致被引进者的合理诉求不能得到满足，进而对我国产生厌恶并因此回到原国家的案例。
但迄今为止，希羽组研究所内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负面案例，表达负面情绪的更是只有一例：因为众所周知的安全原因，斯蒂夫教授不得不在赵黎霞小姐和黄晗小姐的陪同下，一起去教堂做祷告，而不是他希望的独自前去。
此外，根据今年2月20日起，为期一周的、以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的工作讨论会期间，多位科学家在多项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将讨论期间的一些内容与希羽组研究所的情况进行比较，会发现后者更多的特性。
根据吴明瑜同志的分析可知：1982年前后，全国民口的科研经费每年在28-30亿元之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不超过1.2亿元，占民口科研经费的比重不到百分之五；在科学院内部，用于基础研究的大约在百分之十到十五之间，初步估计不超过六千万元。【1】
在我看来这一占比总体还是比较合适的，但绝对数额也不算多，伸缩弹性十分有限，总量更是严重不足。
考虑到中国科学院是一个目前有大约七万七千人，且内部人际关系高度复杂的庞大机构，即使是目前由华罗庚领导的数学所也有近两百人，两者的科研经费中位数和科研人员的中位薪资收入实际上都是十分紧张的。
如果把这两项大致数据与希羽组的相比，希羽组就显得宽裕的有些过分了，差距可能将达到10倍甚至20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但在希羽组研究所内，仅有符雨霄副教授的一组全部研究以及浅野明日香教授的三组内的部分研究并不完全属于理论研究——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既包括了对决策理论的探索与优化这种纯基础研究，也包括与技改项目等活动相关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因此，基于王绶琯委员【2】的观点，我依据现行标准进行了如下的简单对比：
我国的全国民口的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占比不超过百分之五，中国科学院的占比不超过百分之十五，（预估）数学所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但在希羽组研究所，即使是从希羽组研究室至今，基础研究费用超过七成——这个比例是希羽组迄今为止的低谷。【3】
如果要按照刚性的严格标准来说，这样的分配比例不符合目前的文件精神，但这却是希羽组获得成功的必要非充分要素——在夏希羽的有力领导下，我们可以确信，有这样的分配比例不一定能做出成果。
但没有这样的比例，希羽组一定难以维持现有的科研产出水平……（此处略）
本月早些时候，我国明确提出了到20世纪末，中国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将科学技术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高度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对于这一提法，我曾认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科学技术工作”这一被简称为“两侧重、两提高”的提法恐怕不太合适。
我曾希望我们的四化建设，必须在某些学科试点“让科学技术研究首先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以下简称“面向、依靠”）。
理由很简单：从国内外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动向来看，不依靠科学技术，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把握……（此处略）
然而，对于上述提法，现在的我仍旧觉得不合适，因此上文特别用“曾以为”而不是“认为”。
我担心自己“面向、依靠”的观点一提出，可能会遭到大量科研人员的抵触。
依我的预计，一部分人或许会认为，科学的使命是认识世界，属于哲学，高于政治、经济、文化，怎么能“必须面向经济”？另一部分人会认为目前的“两侧重、两提高”的方针已经很完善了，不需要大幅调整，就算要调整也应该分步地进行。
比起上述两类意见，我更担心的是，由于缺乏国际视野、过去的行为逻辑带来的惯性、部分同志的思维中仍存在“左”的思想认识等上述原因，目前在经济工作战线上的很多同志也对科技如何进入经济不甚了了。
这意味着他们不一定能认真而准确地执行新的方针，反而会让目前的工作进入困顿之中，因此我虽然觉得做出重大改革是必要的，但还是希望我的意见应当被审慎地讨论。
因此，此处仅提供一些从公开情报中得到的数据作为学习的参考：美国的基本科学研究投入在1960年时占总民口的百分之八点九，在1979年时已经达到了八分之一。同年，日方已达到百分之十五点六。【4】
考虑到美、日两国在基本科研与技术引进的发展方向，我个人建议先行以美国的比例配置为参考……（此处略）
过了许久近乎发疯地以文思泉涌的状态写完了整份报告后，邓瑜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
梦里，她见到了自己在希羽组里见到的各类精美食物。
正当她准备对着这些“食物”开始大吃特吃的时候，她忽然被门外的喊声惊醒了。
“瑜姐，吃饭了！”
邓瑜虽然有些郁闷，但还是不得不在简单地清理了桌面后打开房门。
“瑜姐，我喊了有一两分钟了，你刚刚睡着了吗？”
“差不多。”
最终，邓瑜把自己刚刚写完的报告整理好后，就跟着门外喊自己出门的同事洛奕昕出门吃饭去了。
晚饭期间，她再一次想起了自己在希羽组的每一餐——眼前的食品只能勉强与希羽组的早餐在某些方面相比。
然而，这里已经是位于帝都的乔办内了，其他同类单位或者外地的类似单位的情况只会更差。
“你怎么了？回帝都还没适应？”
“在那边工作的有些久，两边的伙食差太多了，抱歉。”
当其他同事想继续询问的时候，邓瑜却只是摇头拒绝了进一步的讨论，随后继续吃饭。
洛奕昕看着心事重重的邓瑜，准备说些什么缓解气氛顺带提出自己的疑惑，但终于没有说，于是也跟着继续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