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七章 踌躇两难的决定（重写版）
章恺辩论的策略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很好，足下很清晰地阐述了农税最大的弊端——征收成本高昂。在这里我引入一个新概念，那就是征管成本，这种成本就是国人野人所付出的与官府所收到的之间的差额，差额越小，征管成本越小，对官府而言越有利，”章恺说到这里，用眼神请示了一下公子卬，因为征管成本的概念是公子卬和他谈话的时候提到过的。章恺越来越觉得这个概念的精妙。
公子卬点了点头。事实上这个概念也不是他本人发明的，而是在上研究生政治课的时候，老师教给他的，征管成本滥觞于《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章恺认为，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庶人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官府的收入。农税的征收需要大量舆人在大范围内、锱铢必较地征收，征管成本太高，不但耗费大量的薪俸，还要苛索穷人；征收农税妨碍了农业热情，使得作物减产。
过高的征管成本导致越是征税，越是增加征税成本，不但官府收不上钱，庶人也会民变。公子卬不得不联想到这一愚型的集大成者，崇祯。
章恺指出：“好的税收，应该是容易征收的税目，征管成本低，这样的税目往往收之于富人，而非穷人。因为前者的财富更集中，且对社会的安定、物产的生产影响没有后者大。
恺建议，以后长丘不收农税，公田交给八户野人自己处理，或是平分，或是赎买……”
“万万不可啊！”舆人急切地反对：“若是不征收农税，拿什么养兵养士，拿什么上贡给都城的宋公？”
“恺有一计，可废除农税，使粮食的税收不再从农税中收取，改为通过关赋、市赋等商税中抽取。”
舆人反对道：“不可，如今之制，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关赋就是关税，市赋就是市场税，一个税率百分之一，一个税率百分之二，共同组成了春秋商业税的根本。
“布，列肆之税也。緫布，无肆立持者之税也……”市场税还分为布赋和緫布赋，前者是对有门店的商贾抽取的，后者则是对没有固定店铺的交易抽取的。
“如果一个野人跑到城里卖粮，官府先抽取一次关税，百分之一；把余粮卖给粮商，官府抽取一次緫布赋，税率百分之二；粮商把粮食卖给贵人，官府抽取布赋，也是百分之二。
总体核算下来，野人贩卖粮食的过程，官府实际上是只抽取了百分之五的税率，如此之低的税率，如何养得起兵？”
“养得起的，且听恺与你仔细计算。
一个十口之家，辛辛苦苦种植一百亩田地（今三十二亩），每季产出刨除种子，只有二十五石，家里十张嘴，还要纳农税，一年下来一粒粟米都不剩下。
你看到野人手里的农具了吗？都是石头做的，石器翻土掘地能有什么效率？正是工具的破败才限制一家十口只能伺候这么点巴掌大的耕地，还伺候不好！野人是不知道青铜农具好用而不买么？非也，因为农税过重，无余粮可卖，负担不起青铜农具的价格罢了。”
用石器耕作的农田，产量相当不堪，既不能深耕，也填不整土地，地里的缝隙常常过大而致使作物罹受冻害。若改换工具，进化到青铜农具、铁器农具，那亩产和每户能照看的田垄面积，就不可同日而语。
“近日，太傅铺设水利，治理盐碱，鼓励开荒，打造龙骨水车，低利租赁青铜器械与野人，还尝试了绿肥施用之术，”
所谓绿肥施用之术，是公子卬后世看军事农业台学的——说是未来的徐州农科所在铜山县，通过种植放水养绿萍作有机肥，就能够实现粮食增产26.5%。
“把公田分给各户本身就能增收一成一了，加上绿肥之术约增产四分之一，以及其他措施，每户增产四十石，绝对没问题！”
章恺一边说，公子卬自己也开始心算，电视上报道过一个连云港退休教师发挥余热，通过调研证实了当地农村努力兴修水利，实现粮食增产82%到164%的功绩；河南济源县的盐碱治理，更是让亩产提高到了原来的3.8至29倍，得到国家级的表彰，而青铜器的普及加上春秋人多地少的国情，一户十野人伺候或许能伺候三十二亩田，只要官府事先役使长狄战俘开垦新地。
林林总总算下来，即使不用机械、化肥，好像是有机会让亩产达到章恺描绘的那个水平，现在长丘的亩产是一百亩（等于后世三十二亩）出产960公斤，这在后世远远不及一个零头。
“这么高的亩产，按照农税旧制，庶人每种出九十石粮，我们只能得到一石。因为征农业税有九成的损耗，最终官府只能得到名义税收的十分之一。
可若是改成粮食交易环节征税，原本要派出舆人挨家挨户地去征收杯水车薪的农税，变成了只需要派一个舆人蹲在城里的市场去征收，理想状态下，百姓一户若是种出九十石粮，刨去五十石吃掉，还余下四十石，他们会用这些粮食去城里交易，按照关赋和市赋，我们可以抽取到两石的粮食。
原本能征得一石的税，现在就能翻一倍。此一胜也。
官府得粮翻倍的同时，野人手里的粮食也没有白白损耗。《周礼》有云，距城邑百里之内为郊，百里之外为遂。本来要豢养大量的舆人往来于郊遂之地征粮，万一征不上，舆人还要化身打手对野人进行暴力惩戒，现在这些通通都不需要了。野人自发把粮食输运到城市的路程，比舆人拉着车在遂外挨家挨户转悠的路线要短得多，损耗也少得多，人人口诵：‘百里不贩柴，千里不贩籴’，意思是说，押运千里的运费几乎快逼近粮食本身的价值了。改农税为关赋市赋能够让浪费在运输途中的粮食极大地缩减，而官府也节省下豢养舆人的巨大开支，故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也多了，官府的库存也充盈了。此二胜也。
当然也会有部分野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得到理想的亩产，这些野人若是自己都吃不饱，肯定不会拿粮食到城里卖，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轻易地把那些吃不饱的人家筛选出去，变相给他们免税，不把他们逼到卖儿卖女的境地。此乃不竭泽而渔之仁德。此三胜也。”
舆人道：“变税制理论上确实可行，但是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野人要求有半数以上，能够在实现温饱的情况下，有余粮，且每年的余粮多于四十石，这样才能确保官府的收入不减。第二个前提条件就是，能够确保野人在长丘城内交易，而不是其他地方，否则我们抽不到关赋市赋。”
“运粮损耗巨大，百里之内又没有其他城池，野人岂会舍近求远？而且青铜农具、食盐之类的必须品，只有城内的国人才有，他们不来城内交易，还能去哪？”公子卬觉得第二点没什么可以担忧的，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亩产能否提升到预期的水平。
公子卬问章恺，章恺答道：“太傅，农收之事，既看努力，也看天数。天若不降灾于今年，四十亩之增产定有；天若绝我长丘，税之改否，又何足道哉？虽然有风险，但恺以为太傅盛德巍巍，上天定相眷顾。”
公子卬心中吐槽，少拿封建迷信游说我，天灾和政客的道德水平没什么关系，否则拜登、佩罗西执政时期，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农民都该绝收才是。
后世的封丘县有一百三十万亩耕地，而今的长丘城仅仅三万亩，相形见绌啊。听章恺的可以快速激发开垦热情，即使到时候亩产没有预想的那么高，也一定有所提升，但有财政破产的风险。
公子卬来回踱步，迟迟下不了决定。他是一个过度谨慎的人，不喜欢冒险。
“很好，足下很清晰地阐述了农税最大的弊端——征收成本高昂。在这里我引入一个新概念，那就是征管成本，这种成本就是国人野人所付出的与官府所收到的之间的差额，差额越小，征管成本越小，对官府而言越有利，”章恺说到这里，用眼神请示了一下公子卬，因为征管成本的概念是公子卬和他谈话的时候提到过的。章恺越来越觉得这个概念的精妙。
公子卬点了点头。事实上这个概念也不是他本人发明的，而是在上研究生政治课的时候，老师教给他的，征管成本滥觞于《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章恺认为，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庶人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官府的收入。农税的征收需要大量舆人在大范围内、锱铢必较地征收，征管成本太高，不但耗费大量的薪俸，还要苛索穷人；征收农税妨碍了农业热情，使得作物减产。
过高的征管成本导致越是征税，越是增加征税成本，不但官府收不上钱，庶人也会民变。公子卬不得不联想到这一愚型的集大成者，崇祯。
章恺指出：“好的税收，应该是容易征收的税目，征管成本低，这样的税目往往收之于富人，而非穷人。因为前者的财富更集中，且对社会的安定、物产的生产影响没有后者大。
恺建议，以后长丘不收农税，公田交给八户野人自己处理，或是平分，或是赎买……”
“万万不可啊！”舆人急切地反对：“若是不征收农税，拿什么养兵养士，拿什么上贡给都城的宋公？”
“恺有一计，可废除农税，使粮食的税收不再从农税中收取，改为通过关赋、市赋等商税中抽取。”
舆人反对道：“不可，如今之制，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关赋就是关税，市赋就是市场税，一个税率百分之一，一个税率百分之二，共同组成了春秋商业税的根本。
“布，列肆之税也。緫布，无肆立持者之税也……”市场税还分为布赋和緫布赋，前者是对有门店的商贾抽取的，后者则是对没有固定店铺的交易抽取的。
“如果一个野人跑到城里卖粮，官府先抽取一次关税，百分之一；把余粮卖给粮商，官府抽取一次緫布赋，税率百分之二；粮商把粮食卖给贵人，官府抽取布赋，也是百分之二。
总体核算下来，野人贩卖粮食的过程，官府实际上是只抽取了百分之五的税率，如此之低的税率，如何养得起兵？”
“养得起的，且听恺与你仔细计算。
一个十口之家，辛辛苦苦种植一百亩田地（今三十二亩），每季产出刨除种子，只有二十五石，家里十张嘴，还要纳农税，一年下来一粒粟米都不剩下。
你看到野人手里的农具了吗？都是石头做的，石器翻土掘地能有什么效率？正是工具的破败才限制一家十口只能伺候这么点巴掌大的耕地，还伺候不好！野人是不知道青铜农具好用而不买么？非也，因为农税过重，无余粮可卖，负担不起青铜农具的价格罢了。”
用石器耕作的农田，产量相当不堪，既不能深耕，也填不整土地，地里的缝隙常常过大而致使作物罹受冻害。若改换工具，进化到青铜农具、铁器农具，那亩产和每户能照看的田垄面积，就不可同日而语。
“近日，太傅铺设水利，治理盐碱，鼓励开荒，打造龙骨水车，低利租赁青铜器械与野人，还尝试了绿肥施用之术，”
所谓绿肥施用之术，是公子卬后世看军事农业台学的——说是未来的徐州农科所在铜山县，通过种植放水养绿萍作有机肥，就能够实现粮食增产26.5%。
“把公田分给各户本身就能增收一成一了，加上绿肥之术约增产四分之一，以及其他措施，每户增产四十石，绝对没问题！”
章恺一边说，公子卬自己也开始心算，电视上报道过一个连云港退休教师发挥余热，通过调研证实了当地农村努力兴修水利，实现粮食增产82%到164%的功绩；河南济源县的盐碱治理，更是让亩产提高到了原来的3.8至29倍，得到国家级的表彰，而青铜器的普及加上春秋人多地少的国情，一户十野人伺候或许能伺候三十二亩田，只要官府事先役使长狄战俘开垦新地。
林林总总算下来，即使不用机械、化肥，好像是有机会让亩产达到章恺描绘的那个水平，现在长丘的亩产是一百亩（等于后世三十二亩）出产960公斤，这在后世远远不及一个零头。
“这么高的亩产，按照农税旧制，庶人每种出九十石粮，我们只能得到一石。因为征农业税有九成的损耗，最终官府只能得到名义税收的十分之一。
可若是改成粮食交易环节征税，原本要派出舆人挨家挨户地去征收杯水车薪的农税，变成了只需要派一个舆人蹲在城里的市场去征收，理想状态下，百姓一户若是种出九十石粮，刨去五十石吃掉，还余下四十石，他们会用这些粮食去城里交易，按照关赋和市赋，我们可以抽取到两石的粮食。
原本能征得一石的税，现在就能翻一倍。此一胜也。
官府得粮翻倍的同时，野人手里的粮食也没有白白损耗。《周礼》有云，距城邑百里之内为郊，百里之外为遂。本来要豢养大量的舆人往来于郊遂之地征粮，万一征不上，舆人还要化身打手对野人进行暴力惩戒，现在这些通通都不需要了。野人自发把粮食输运到城市的路程，比舆人拉着车在遂外挨家挨户转悠的路线要短得多，损耗也少得多，人人口诵：‘百里不贩柴，千里不贩籴’，意思是说，押运千里的运费几乎快逼近粮食本身的价值了。改农税为关赋市赋能够让浪费在运输途中的粮食极大地缩减，而官府也节省下豢养舆人的巨大开支，故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也多了，官府的库存也充盈了。此二胜也。
当然也会有部分野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得到理想的亩产，这些野人若是自己都吃不饱，肯定不会拿粮食到城里卖，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轻易地把那些吃不饱的人家筛选出去，变相给他们免税，不把他们逼到卖儿卖女的境地。此乃不竭泽而渔之仁德。此三胜也。”
舆人道：“变税制理论上确实可行，但是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野人要求有半数以上，能够在实现温饱的情况下，有余粮，且每年的余粮多于四十石，这样才能确保官府的收入不减。第二个前提条件就是，能够确保野人在长丘城内交易，而不是其他地方，否则我们抽不到关赋市赋。”
“运粮损耗巨大，百里之内又没有其他城池，野人岂会舍近求远？而且青铜农具、食盐之类的必须品，只有城内的国人才有，他们不来城内交易，还能去哪？”公子卬觉得第二点没什么可以担忧的，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亩产能否提升到预期的水平。
公子卬问章恺，章恺答道：“太傅，农收之事，既看努力，也看天数。天若不降灾于今年，四十亩之增产定有；天若绝我长丘，税之改否，又何足道哉？虽然有风险，但恺以为太傅盛德巍巍，上天定相眷顾。”
公子卬心中吐槽，少拿封建迷信游说我，天灾和政客的道德水平没什么关系，否则拜登、佩罗西执政时期，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农民都该绝收才是。
后世的封丘县有一百三十万亩耕地，而今的长丘城仅仅三万亩，相形见绌啊。听章恺的可以快速激发开垦热情，即使到时候亩产没有预想的那么高，也一定有所提升，但有财政破产的风险。
公子卬来回踱步，迟迟下不了决定。他是一个过度谨慎的人，不喜欢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