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统一战线
第一章统一战线
陈海松离开保卫科又来到政治部宣传科，找来张法森主任、胡永宁副主任、宣传科长刘玉顺，他交代政治部要尽快摸清张掖城及附近地区的知名人士，包括开明士绅、隐退的官吏、教育界名宿、著名医生、宗教人士、工商界人士，列出名单查清籍贯、简历、社会关系，逐步建立起联系，对来自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东北等地的要重点了解，这些地方有社会关系的也要记录。
他对有些不解的三人说：“我们的身份迟早会公开，现在就必须着手准备。按照我们红军的传统，每走到一个地方就要把我党的主张和政策宣传到那里，成为播种机、成为火种，让当地人民了解共产党、亲近共产党、愿意为我党提供支持。而刚才提到的那部分人许多是我们过去的斗争对象，但他们又在当地很有威望和影响力，我们要让他们了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了解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野心、了解我们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识我们红军是保护人民的仁义之师、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之师、敢于站在民族战争最前线的威武之师。感召他们接受我们的主张，带动其他人主动帮助我们。”
张法森以前是总部政治部群众工作部的科长，做根据地建设那是他的强项，听说要公开身份，那就得建立红色政权啊，高兴地说：“政委，张掖这里虽然人口少了点，但城市私营工商业多、农村土地肥沃，粮食产量高，老百姓受地主军阀盘剥，生活很艰难，如果我们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一定能把群众的革命热情调动起来，很快就能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组建苏维埃政权，成立游击队、妇女队、儿童团，我们就能在这里扎下根，建立起稳固的甘北红色根据地。”
陈海松听得哭笑不得，暗想我们的很多干部还没有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习惯于土地革命时期的做法，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还没有正确领会，必须要尽快统一思想，制定有效地张掖地区管理体制，就说：“同志们，西安事变以后，全国革命进入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阶段，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我党的发展策略是在抗日旗帜下团结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各个民族中的进步力量，组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转变斗争策略，从阶级斗争转变为合作抗日，从分田分地转变为减租减息，从取缔私人企业转变为支持工商发展，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都是敌人和我们之间的主要社会力量，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只要他们不公开反对我党政策，公开投敌叛国就不能像苏区那样公开反对、剥夺、镇压。”
“那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背离啊。”胡永宁紧张地问道。
“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阶级构成，和欧洲、苏联有很大的区别。除了贫苦农民工人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之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自耕农、小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盘剥与压迫，也有着不同动机的革命愿望，在很多方面是理解同情支持我们的，是我们革命的同盟军，我们通过求同存异的政策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削弱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力量，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我们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依靠工农阶级、争取中间阶级、反对剥削阶级，在我党的有力领导下，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组织更多的人参加到民族解放伟大事业中来。”
陈海松看着几个目瞪口呆的老革命，心里也不是滋味。但还是继续说：“此次攻占张掖地区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建立政权，也不需要发展根据地，因为华北形势紧张，我军不久肯定会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离开这里东去抗日。河西战略地位突出，蒋介石不会允许我们长期驻扎，宁可多得我们两个师的番号，也不会让我们建立起连接新疆的国际通道。蒋介石一定会派中央军前来接管，离开了红军的支持，建立再多的政权也会遭到解散，留下的革命者会受到迫害，我们再也不能让永昌、山丹、临泽红色政权迅速被镇压，大量当地群众惨遭杀害的悲剧重演。我们在张掖期间只需要通过宣传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文艺演出等形式把党的抗日的主张和减租减息政策、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印刻在群众心里，埋下革命的种子就行，最多派出工作队，到张掖地区广大农村去宣传抗日主张。当然对愿意参加革命队伍，参加到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进步青年可以招收进来，将来带走。”
胡永宁问道：“如果有地下组织找到我们寻求帮助怎么办？”
陈海松说：“一旦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在不暴露他们身份的的情况下暗中帮助他们发展组织，扩大力量，提供武器装备，训练军事人员，甚至可以留下一些伤残战士当地落户。但要告诫他们，不得发动土地革命，不宜在国统区展开武装斗争。尽量用合法途径比如打进乡村政权，甚至于县政权之中，利用请愿、投诉等合法的手段来团结、保护贫苦百姓，扩大党在农村的影响力。”
“同志们，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并顺应形势的发展来改变我们的策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更是救国图存的现实需要。要和过去的敌人联合，要接受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我和你们一样，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凶残的日本军队已经打到了家门口，无数老百姓就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一名中国军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纠缠于过去。希望你们尽快拟定出独立师发展张掖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意见和具体计划，送党委会研究讨论。”
在食堂里，陈海松端着小米粥，手里拿着一个大锅盔，走到后勤部桌旁，坐下和朱良成、李康强等人边吃边聊起来。开玩笑说他们后勤部门现在是整个独立师最舒心的部门，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弹药有弹药，是名副其实的大财主。朱良诚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直说是政委指挥的好，不然他们这些人都被押到西宁受罪去了。
陈海松问起临泽的西路军兵工厂，旁边的兵工厂厂长张强难过地说：“20日，马家匪兵四面包围了临泽县城，战斗部队都在城外村庄驻守也被包围，城里是总部后勤机关、妇女独立团二营和兵工厂、医院、辎重部队，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连，郑义斋同志命令总部四局的秦基伟同志担任城防总指挥，秦基伟同志要求所有人员全部参加战斗，伤员妇女往城墙上运送砖石瓦片木棍，打退了马匪军的多次进攻。第二天敌人加强了进攻，城头多次发生肉搏战，我们弹药不足，砖石也快用尽，危急时刻，五军黄超政委率领13师余部冲破敌人包围，与我们会合。黄政委和郑部长他们商量后考虑到兵少弹绝，援兵未到，决定乘敌人驻地松散连夜突围，突围前，除了把供给部的军费带上以外，其他物品全都捣毁，不让物资落入敌人手里。我们趁阴天下雪离开临泽，半途被敌发觉，骑兵四下冲击，队形就散了，部队保护黄政委和郑部长带着经费向西南去了，我们被骑兵赶上受伤被俘。当晚被你救出，进入张掖后，我也曾在敌人的战利品中寻找，没有发现那些机器设备，估计现在还在临泽，但愿敌人没有进一步破坏，拉回来修修还应该可以用。”
陈海松也很痛惜，对张强说：“别难过了，将来我们造一个更大的兵工厂，不仅能修枪，造炸弹，还要造枪造炮造子弹。临泽一时回不去，你们可以考察一下张掖的现有工业、小作坊，张掖、民乐一带的铁匠铺、鞭炮厂挺多，也许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制造出手榴弹、炸弹、地雷等辅助武器，同时也能培养一批军工战士，搞不好还能发明几种新式武器来呢。”
刘子贵激动地一拍桌子，“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震得桌上盆碗乱跳。
感谢各位书友的关注，这几节因为涉及到思想的转变，有较多的理论叙述，冰雪觉得是必要的情节，因此请大家理解。
陈海松离开保卫科又来到政治部宣传科，找来张法森主任、胡永宁副主任、宣传科长刘玉顺，他交代政治部要尽快摸清张掖城及附近地区的知名人士，包括开明士绅、隐退的官吏、教育界名宿、著名医生、宗教人士、工商界人士，列出名单查清籍贯、简历、社会关系，逐步建立起联系，对来自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东北等地的要重点了解，这些地方有社会关系的也要记录。
他对有些不解的三人说：“我们的身份迟早会公开，现在就必须着手准备。按照我们红军的传统，每走到一个地方就要把我党的主张和政策宣传到那里，成为播种机、成为火种，让当地人民了解共产党、亲近共产党、愿意为我党提供支持。而刚才提到的那部分人许多是我们过去的斗争对象，但他们又在当地很有威望和影响力，我们要让他们了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了解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野心、了解我们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识我们红军是保护人民的仁义之师、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之师、敢于站在民族战争最前线的威武之师。感召他们接受我们的主张，带动其他人主动帮助我们。”
张法森以前是总部政治部群众工作部的科长，做根据地建设那是他的强项，听说要公开身份，那就得建立红色政权啊，高兴地说：“政委，张掖这里虽然人口少了点，但城市私营工商业多、农村土地肥沃，粮食产量高，老百姓受地主军阀盘剥，生活很艰难，如果我们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一定能把群众的革命热情调动起来，很快就能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组建苏维埃政权，成立游击队、妇女队、儿童团，我们就能在这里扎下根，建立起稳固的甘北红色根据地。”
陈海松听得哭笑不得，暗想我们的很多干部还没有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习惯于土地革命时期的做法，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还没有正确领会，必须要尽快统一思想，制定有效地张掖地区管理体制，就说：“同志们，西安事变以后，全国革命进入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阶段，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我党的发展策略是在抗日旗帜下团结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各个民族中的进步力量，组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转变斗争策略，从阶级斗争转变为合作抗日，从分田分地转变为减租减息，从取缔私人企业转变为支持工商发展，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都是敌人和我们之间的主要社会力量，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只要他们不公开反对我党政策，公开投敌叛国就不能像苏区那样公开反对、剥夺、镇压。”
“那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背离啊。”胡永宁紧张地问道。
“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阶级构成，和欧洲、苏联有很大的区别。除了贫苦农民工人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之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自耕农、小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盘剥与压迫，也有着不同动机的革命愿望，在很多方面是理解同情支持我们的，是我们革命的同盟军，我们通过求同存异的政策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削弱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力量，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我们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依靠工农阶级、争取中间阶级、反对剥削阶级，在我党的有力领导下，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组织更多的人参加到民族解放伟大事业中来。”
陈海松看着几个目瞪口呆的老革命，心里也不是滋味。但还是继续说：“此次攻占张掖地区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建立政权，也不需要发展根据地，因为华北形势紧张，我军不久肯定会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离开这里东去抗日。河西战略地位突出，蒋介石不会允许我们长期驻扎，宁可多得我们两个师的番号，也不会让我们建立起连接新疆的国际通道。蒋介石一定会派中央军前来接管，离开了红军的支持，建立再多的政权也会遭到解散，留下的革命者会受到迫害，我们再也不能让永昌、山丹、临泽红色政权迅速被镇压，大量当地群众惨遭杀害的悲剧重演。我们在张掖期间只需要通过宣传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文艺演出等形式把党的抗日的主张和减租减息政策、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印刻在群众心里，埋下革命的种子就行，最多派出工作队，到张掖地区广大农村去宣传抗日主张。当然对愿意参加革命队伍，参加到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进步青年可以招收进来，将来带走。”
胡永宁问道：“如果有地下组织找到我们寻求帮助怎么办？”
陈海松说：“一旦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在不暴露他们身份的的情况下暗中帮助他们发展组织，扩大力量，提供武器装备，训练军事人员，甚至可以留下一些伤残战士当地落户。但要告诫他们，不得发动土地革命，不宜在国统区展开武装斗争。尽量用合法途径比如打进乡村政权，甚至于县政权之中，利用请愿、投诉等合法的手段来团结、保护贫苦百姓，扩大党在农村的影响力。”
“同志们，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并顺应形势的发展来改变我们的策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更是救国图存的现实需要。要和过去的敌人联合，要接受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我和你们一样，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凶残的日本军队已经打到了家门口，无数老百姓就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一名中国军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纠缠于过去。希望你们尽快拟定出独立师发展张掖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意见和具体计划，送党委会研究讨论。”
在食堂里，陈海松端着小米粥，手里拿着一个大锅盔，走到后勤部桌旁，坐下和朱良成、李康强等人边吃边聊起来。开玩笑说他们后勤部门现在是整个独立师最舒心的部门，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弹药有弹药，是名副其实的大财主。朱良诚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直说是政委指挥的好，不然他们这些人都被押到西宁受罪去了。
陈海松问起临泽的西路军兵工厂，旁边的兵工厂厂长张强难过地说：“20日，马家匪兵四面包围了临泽县城，战斗部队都在城外村庄驻守也被包围，城里是总部后勤机关、妇女独立团二营和兵工厂、医院、辎重部队，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连，郑义斋同志命令总部四局的秦基伟同志担任城防总指挥，秦基伟同志要求所有人员全部参加战斗，伤员妇女往城墙上运送砖石瓦片木棍，打退了马匪军的多次进攻。第二天敌人加强了进攻，城头多次发生肉搏战，我们弹药不足，砖石也快用尽，危急时刻，五军黄超政委率领13师余部冲破敌人包围，与我们会合。黄政委和郑部长他们商量后考虑到兵少弹绝，援兵未到，决定乘敌人驻地松散连夜突围，突围前，除了把供给部的军费带上以外，其他物品全都捣毁，不让物资落入敌人手里。我们趁阴天下雪离开临泽，半途被敌发觉，骑兵四下冲击，队形就散了，部队保护黄政委和郑部长带着经费向西南去了，我们被骑兵赶上受伤被俘。当晚被你救出，进入张掖后，我也曾在敌人的战利品中寻找，没有发现那些机器设备，估计现在还在临泽，但愿敌人没有进一步破坏，拉回来修修还应该可以用。”
陈海松也很痛惜，对张强说：“别难过了，将来我们造一个更大的兵工厂，不仅能修枪，造炸弹，还要造枪造炮造子弹。临泽一时回不去，你们可以考察一下张掖的现有工业、小作坊，张掖、民乐一带的铁匠铺、鞭炮厂挺多，也许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制造出手榴弹、炸弹、地雷等辅助武器，同时也能培养一批军工战士，搞不好还能发明几种新式武器来呢。”
刘子贵激动地一拍桌子，“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震得桌上盆碗乱跳。
感谢各位书友的关注，这几节因为涉及到思想的转变，有较多的理论叙述，冰雪觉得是必要的情节，因此请大家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