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军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老军长孙玉清，二十五师师长李太国、政委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王学礼、政委陈修坤，卫生部长单成孟等九军干部听说政委一回到军部就直接来看伤员，都赶过来了。陈海松怕这么多人打扰伤员休息，就领着大家回到军部前院的会议室。

    在军部会议室里，李聚奎赞赏地说：“政委，真有你的，敢在那么多人面前与总政委争执，还下了两个大红人的枪，你可是浑身是胆呀！”

    陈海松摇了摇头：“我也是一时性起，本身没什么，党内出现意见分歧很正常，心平气和地沟通就能解决，可我看他那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态度，心想这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吗？就没忍住。我党早就提出发扬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制度，我一直主张军事问题要让懂军事的人谋划，政治问题要请熟悉国内形势的同志参与决策，现在看来红四方面军家长制作风很严重。”

    “李特、黄超真不是东西，竟敢拿枪指着政委，也好，让他们吃些苦头。太狂了，当年指着鼻子骂朱总司令，害了那么多好同志，完全就是帮凶打手。”王学礼气愤地说。

    “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人，整自己同志那叫一个狠。古浪战役后，非要把战术失误上升到路线斗争上来，专案组折腾了半个多月，大会小会批判，还要枪毙孙军长，我们九军古浪伤了元气，整顿伤了士气，自那以后都是低着头做人。我们反映过可陈主席就是不听。”曾日三忿忿地说。

    陈海松叹了口气“哎，思想的转变需要过程，大家不要心急，更不要因此产生隔阂，毕竟都是革命同志，只是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有差别，形成的方案会有冲突，目的都是想把事情做好，需要通过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不断交流才会形成统一。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李聚奎答道：“不算你们九军独立师，倪家营里还有两千五百多人，一半人带伤，基本上都有冻伤、体质普遍较差。渡河时咱们有6500人，将近3000条枪，现在不到一千条，子弹只有两千发，机枪没有子弹，迫击炮全部损失。”

    陈海松又问起部队士气，曾日三报告说：“天寒地冻，路远沟深都没有吓倒战士们，马匪凶残，缺粮少弹也没有吓倒战士们，只是开战以来处处被动实在让人憋闷，有劲使不出。多亏你初步扭转了战局，可以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了，明天传达下去战士们一定会很高兴，士气一下就会提起来。”

    陈海松说：“战役布局还没有最终完成，我还得带着独立师在外面跑几天，你们要做好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安心恢复身体养伤治病，最近敌人不会发动进攻，借此机会加强训练，我会再运来一批步枪，争取人手一只，还会加强你们一些重机枪和迫击炮，让大家尽快熟悉武器，掌握武器性能，提高射击精度，在阵地前展开神枪手竞赛，不要再节约子弹了，多打才能打准。要打的反动民团不敢露头才行，只要他不放下武器，就要往死里打，打得他见了你就害怕，他才会老实。”

    此时已是31日凌晨4点，陈海松打发大家回去抓紧休息，自己也裹了件大衣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与此同时相距近两千里外的延安凤凰山下一位中医郎中李建堂的院子里，西厢房的灯光依然明亮，白纸糊成的窗棂上一个高大消瘦的身影正在伏案疾书。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主席。虽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年多了，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但革命形势依然严峻，党内围绕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争论很大，各种思想影响着刚刚草创不久的根据地建设，影响着刚刚汇聚在一起的红军的发展。

    长征过程中红军巨大的损失让毛主席痛心疾首，广昌阵地堆积的烈士遗体、湘江战役飘满忠骸的江面、寄养在西南大山里的自己的女儿、雪山顶冻僵的小战士、草地上陷身泥沼的老兵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20多万条鲜活的生命消失在漫长的长征路上，那都应该是革命的生力军，是抗日战场上骁勇的战士，是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英雄，却都早早的长眠在远征的途中，太可惜了。革命的道路为什么就如此曲折、代价如此之大？他经常一遍遍回顾步履蹒跚的中国革命歪歪扭扭的成长足迹。

    从二一年建党之日起、二七年建军之日起，共产国际对于正处于幼稚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党的组织人事、战略方针、军事策略、根据地建设都由共产国际下属的东方部直接指挥，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近乎偏执的狂热，但没有自己科学的发展规划和正确的指导思想，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

    当王明等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从苏联回来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在共产国际倡导的城市中心论思想主导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城市暴动，或组织进攻大中城市，大革命时期积蓄的革命力量消耗殆尽。

    善于总结经验的毛主席从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失败中看出，弱小的红色力量在敌人力量相对集中的城市无法生存，明智地带领起义残余部队进入井冈山，后来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合，坚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展革命力量，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打破敌人围剿，根据地一天天扩大，队伍一天天成长，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在广阔的乡村建立了大大小小15块根据地，红军发展到30万人。

    随着中央机关的到来，共产国际的代表逐渐取代了朱毛对红军的领导权，推出大力发展、四面进攻战略，大张旗鼓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引来视长江中下游地区为自己统治核心的蒋介石的警觉和震怒，围剿兵力一次比一次多。

    第五次反围剿时10万中央红军承受着百万大军的封锁进攻，远在莫斯科的王明提出武装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中央根据地的李德、博古等指挥红军大打攻坚战、阵地战，一年不到的时间人员地盘大量损失，战略空间被挤压，局势日渐恶化，只能选择撤离。

    大包小包搬家似的行军再次造成大量人员损失，一个湘江封锁线就留下五万忠魂，红八军团一阵覆灭。

    好在巨大的损失惊醒了广大将士、无处安身的凄凉现实促使劫后余生的3万红军开始质疑共产国际代表的能力和水平，中国共产党终于从迷信中挣脱出来，明白了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含义，在遵义确立了毛主席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从此懵懂的少年开始走向具有独立思想的青年时期，逐渐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好不容易到了四川西部与拥兵八万的红四方面军相聚，又遇见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不赞成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还要裹挟中央南下往敌人包围圈里钻，不得已中央红军独自继续北上。

    前途未卜、举目无亲的中央在甘肃哈达铺终于从旧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那里敌人力量薄弱，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这才欣喜若狂带着不到八千人的中央红军一路跋涉于1935年10月16日赶到到陕北吴起镇。可当地百姓从没见过这样一支自称‘方军’衣衫褴褛、浑身疲惫的军队，吓得都跑了。

    费了好大的劲找到当地党组织又得知刘志丹等人被肃反抓起来了，一番整顿刚刚安顿下来又是大大小小的围剿，直罗镇战役打退了敌人的围剿，生活资源的匮乏逼得红军于36年2月东征山西，却阵前折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

    36年10月与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革命力量首次会合在一起，又招来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不得不做出宁夏战役的部署，谁知敌人步步紧逼，参战部队被迫回援发动山城堡战役，过河的三个军无法独立完成宁夏战役，又因渡口被占无法撤回，只得改变计划向西发展。

    好不容易通过山城堡战役三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增强了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了同东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又发生了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促成了和平解决，为根据地休养生息和停止内战创造了条件。

    这刚从保安进入延安又传来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武力解决西北军、东北军，刚刚好转的形势又面临重大危机，本指望河西西路军能在外围进行一番策应，却得到全面被动、全军被围、请求增援的电报。

    如何打破出尔反尔、对共产党心怀敌意的蒋介石的军事威胁，如何统一全党的思想，利用当前的国内形势，形成我党领导的民众广泛参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把各个根据地汇集过来的红军部队融合为一个整体是他最近一直在反复思考的问题。

    警卫员陈昌奉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抬头看见红军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面带喜色匆匆而来，这一定是有好消息要报告主席。可主席昨晚下了命令，不让人打搅的。他只好迎上去说：“报告参谋长，主席昨天交代不让人打搅。”叶剑英挥了挥手中的电报说：“顾不得了、顾不得了，有大事要汇报。”说完推开门就进了房间。

    一股寒风吹起了桌上的手稿，也把徜徉在中国革命构想之中的毛主席从思绪中拉了出来，看了看桌上的座钟开玩笑道：“剑英，这么早有什么好消息让你睡不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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