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三章 支援苏联
调国军主力支援第三战区？掺沙子？派黄埔门生、国军干将去监视？蒋公对共产党在江南发展还是不放心呀！连延安都对陈海松迅速消灭敌伪势力打开江南建设局面深感惊讶，何况是满心希望借刀杀人的蒋先生呢！估计是后悔了，可现在派出心腹能扳回局势吗？
想想陈明仁、邓龙光、赵定昌、华振中，周先生心里暗暗好笑，再精锐的部队只怕在陈海松调教下也是有来无回。他故意作出不情愿的态度说：“海松统兵在精不在多，别看他只有三个野战军，可地方部队已经重新编练，组建了不少警备区，战区兵力正在增长。
反倒是第五、第六、第九三个战区面对11军七个师团的进攻，压力巨大，国军新败、编制残破、装备不良，保安部队良莠不齐难堪大用，还是应该多留些骨干部队，关麟征15集团军、俞济时第3集团军都是委座心腹精锐部队，理应留在武汉外围保卫重庆安危的。”
蒋先生其实相当执拗，一旦形成某个意念就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周恩来貌似维护大后方安全，可实际上是拒绝国军主力部队进入第三战区，好让他随心所欲创建共产党的基业。几个月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时间一长真就没人知道这天下是国民党的了。不行，一定要派！
“恩来兄，第三战区地域辽阔、战线绵长，你也说了海松势单力孤需要我们支持，我其实也很担心。现在日军进攻基本停止。国军主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海松常说要扩大战略纵深。前后方密切配合，他那边稳固了后方才能安定嘛，政府有责任派出部队增强他的实力。”
“这样啊！那好吧，我就替海松谢谢委座的关心了。他呀全靠虚张声势，其实一个地方就一个主力团拼凑了些保安队，东边打一下西边捅一下，让鬼子摸不清虚实，再加上把所有空军集中使用才稳定住浙北战线。要是知道委座给他派来两个集团军，他肯定高兴。”
陈布雷在一旁听了半天，知道蒋先生是想把国军部队陆续派回去恢复国军的影响力，站在党国的立场上这也无可厚非，可效果如何不好预料，善于改造感化国军的陈海松拥有国军将领普遍敬畏的辉煌战绩和相当有说服力鼓动性的国共合作爱国护民振兴民族的政治理论，跟他接触过的将领自觉不自觉的成了共产党政策的支持者，就连黄维那样的书呆子都开始指责国军战术保守、地方腐败，关麟征那样的纯粹军人岂不成了白白送去的兵员和装备。
“委座，其实三战区经过海松调度已经处于上风并无大碍。随州、荆州、岳阳、赣州反倒是面临进攻威胁，学生以为还是要留下重兵集团随时组织反攻。关、俞两部不宜轻动。”
蒋先生一听心里很不高兴，你哥哥成了共产党的参议长，处处维护陈海松，出台的许多地方法规极大地损害了官员乡绅的利益，沦为陈海松的工具而不自知，还奔走各地说是在推动进步造福乡梓，鼓动士绅商贾减租减息、为共产党的工业基地集资筹款，完全没有了立场。
“你们放心，四川、贵州、云南、湖南组建的后备兵团五六十万源源开来，各部的人员补充已经完成，英法俄等国的武器装备相继运到，国军实力逐渐厚实构筑了坚固阵地。
而日本关东军以为中国战事趋于平稳，开始试探苏联的远东实力，在蒙古地区与苏军争夺激烈，据日本邀请观战的西方战地记者报道，双方在哈拉哈河西岸几个高地已经打了十几天，苏军屡攻不下日军也是伤亡惨重，颇似当初张鼓峰争夺战，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战役，如此一来日本的注意力再次北上，弄不好还要从关内抽兵支援，我军压力顿减。
苏联似乎担心日本全力攻击远东，大使卢斡滋、武官切列帕诺夫上将先后来表达了希望我国发动牵制性反攻的意愿，我考虑苏联政府在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站在我们一边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以后还要借重他们的支援，所以唇亡齿寒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还是要支持的。
卢斡滋大使说苏军有能力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挑衅，朱可夫正在集结机械化兵团和飞行集团，在七月中旬就能发起反攻，现在的僵持是出于消耗日军兵力和弹药的考虑。正好战区附近的东北、晋绥都在你们的作战范围内拥有二十万主力部队，希望贵党命令张国焘、李卓然、徐向前等部能适时在敌后发起局部反攻牵制住日军，帮助苏联渡过眼前的困难。
海松那里正在作战，我看也不要停下来，持续保持对华中日军的牵制，这样一来他的兵力就显得有些单薄了，所以国军精锐部队的加入就是雪中送炭。那个可以把俞济时集团军用于浙北，关麟征集团军放在赣中，如此一来对杭州、南昌之敌发动攻击就有了把握。到时候让苏联大使武官去看看，咱们中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倾尽全力帮助苏联的。”
原本以为会感激涕零的周恩来对此却并不认可：“委座，道义上声援苏联是应该的，但我们有必要为两个侵略者之间狗咬狗的战争损害我国的军事力量吗？我倒觉得应该做好收复蒙古的战略准备，在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适时恢复中国对蒙古的合法管理。”
什么？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苏联是你们共产党的太上皇，是我们国民党的大金主，能得罪吗？你还是共产党员吗？你们还是第三国际的下属支部吗？陈海松年轻冲动说出些奇谈怪论还有情可原，你周恩来从旅法勤工俭学开始就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也信口开河。莫非是在借故推托？蒋先生实在难以置信。
陈布雷至此才明白蒋先生是要借苏联的需要逼迫陈海松猛烈攻击日本军队。从而把鬼子的矛头指向敌后共产党控制区。不由得暗自佩服蒋先生的老谋深算、借力打力，见蒋先生有些疑惑，忙试探道：“恩来兄，苏联是当今世界唯一公开支持我国抗日的友好国家，提供了我国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坦克、飞机、重炮、轻重机枪以及油料、布匹等物资。
我们有必要加深这种战略合作关系，仅仅依靠不多的战略物资很难赢得更多的支持，万幸日苏发生了冲突，给我们创造了为苏联帮忙出力的机会。我们支持苏联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何况贵党与苏联党一直有隶属关系，理应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嘛！布雷实在费解！”
陈海松虽然一直在隐秘运作暗中布局，却不能瞒着中央私自行动，具体的作战计划中央或许不清楚，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拿回新疆、蒙古的控制权早已成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普遍共识，当然他们也相信陈海松有能力运作好这项重大行动，不至于因此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苏共的对立。而收回国家主权必须由国民政府出面完成，周恩来需要及早地给国民党高层吹吹风，让他们逐渐形成收回离散国土的意识、信心和行动步骤。
“布雷先生。我需要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们的坚定决心。我们痛恨一切侵略中国、分裂中国的外国势力，其中也包括占据新疆、蒙古的苏联，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相同的愿望。
你们不必怀疑我的诚意，也不必试探我党的原则，我党也不想引发中苏两国的政治冲突，中国对苏联有依赖是事实，弱国无外交、有求于人委曲求全我们也能理解，但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我们认为政府不能放任苏联以武力维护分离主义集团的非法独立，忍气吞声眼看着蒙古在分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现在世界上真正承认蒙古独立的列强国家几乎没有，中国政府依然是蒙古地区的合法管理者，再不理直气壮地宣示我们的主权我们最终将永远失去蒙古。”
蒋先生对此不屑一顾，这样的叫嚣他听得太多了，无非是蒙古族流亡者团体无力的呻吟，一些小党小派攻击政府无能的借口，蒋某人要是有办法还会这样心中流血忍辱负重吗？
徐树铮退出蒙古后，忙于内部争斗的北洋政府基本就放弃了蒙古的管辖权，而国民党完全是在苏联顾问扶持下完成的重建，黄埔军校也是苏联顾问、苏联装备、苏联条令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别说当时的共产党对他敬若神明，就是国民党也是言听计从不敢违拗的。
为什么要清党就是要摆脱苏联沙文主义、专制体制、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理论及其追随者共产党的控制，此后的国民政府尝试着恢复国家主权，与苏联在东北中东路发生了碰撞，当时的共产党中央认为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必然要坚决的起来抗议这一进攻苏联的严重的事件，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作反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抗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拥护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本营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示威斗争。结果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北伐军总顾问布留赫尔元帅的红旗集团军打击下大败，暴露出国民革命军的虚弱，此时维护领土完整缺乏实力。
这一晃就是十年，中苏两国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而再次走到一起，苏联已经成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受气包、乞食者，还有什么底气去讨要被分离的国土。
“恩来兄，本党秉承三民主义之理想，从未放弃对新疆、蒙古之主权，然而，主权需要实力来维护，我们有吗？你们有吗？今天的局面你们有很大责任，以此攻击政府是别有用心。
当前我国的头号敌人是打到了武汉的日本军国主义，举全国之力也仅仅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需要苏联的大力帮助，还有必要有余力挑起中苏之间的对抗吗？进入蒙古换来的结局你想过吗？国际关系需要从长计议，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抗日胜利才能考虑蒙古。”
“委座，我承认在当初对苏政策上我党存在认识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偏差，但现在的中共是立足国内、心向国家，摆脱了第三国际束缚的新型政党，所思所想不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是谋取国家的尊严、民族的昌盛、民众的幸福，这是两年多的表现证明了的变化。
在我们看来日本、苏联都是中国领土的霸占者，苏联的援助是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并非是无私地帮助我国实现三民主义的愿望，对于他的依赖是危险的，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你们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沙皇俄国是侵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今的苏联是和日本一样对中国领土怀有野心并付诸侵略的国家，本党政府一直对此保持警惕。然而我们很需要他们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这对我们的抗战事业至关重要，你们有什么办法？”
“摆脱别人的控制无非是寻找更多更可靠的盟友，陈海松出使欧美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政府摆脱对苏联的过度依赖，效果是明显的，得到了西方国家不同程度的响应，贷款、武器装备通过民间途径陆续到达，在武汉会战中发挥了作用。如果我们的正面战场打得再顽强一些，战果再大一些，同样希望借重我们拖住日本的西方国家会更积极地帮助我们。武汉的沦陷虽然让西方感到沮丧，政府的鲜明态度依然吸引着他们，并没有影响经贸、军事合作的继续。
外部的支援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工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使我们拥有不依赖列强的底气。随着河西、河套工业区冶金、铸造、机械加工、化工等企业的陆续投产，自产武器弹药的产量逐步增加，年底能为国军部队提供一半的需要量，明年、后年平北、山西、关中、金衢新基地建设完成，生产规模不仅能够完全满足国军序列全部需要还将提供自己研制的曲射火炮、压制火炮、无坐力炮，所以从需要上讲有所准备的中国并不担心苏联援助的断绝。”
想想陈明仁、邓龙光、赵定昌、华振中，周先生心里暗暗好笑，再精锐的部队只怕在陈海松调教下也是有来无回。他故意作出不情愿的态度说：“海松统兵在精不在多，别看他只有三个野战军，可地方部队已经重新编练，组建了不少警备区，战区兵力正在增长。
反倒是第五、第六、第九三个战区面对11军七个师团的进攻，压力巨大，国军新败、编制残破、装备不良，保安部队良莠不齐难堪大用，还是应该多留些骨干部队，关麟征15集团军、俞济时第3集团军都是委座心腹精锐部队，理应留在武汉外围保卫重庆安危的。”
蒋先生其实相当执拗，一旦形成某个意念就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周恩来貌似维护大后方安全，可实际上是拒绝国军主力部队进入第三战区，好让他随心所欲创建共产党的基业。几个月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时间一长真就没人知道这天下是国民党的了。不行，一定要派！
“恩来兄，第三战区地域辽阔、战线绵长，你也说了海松势单力孤需要我们支持，我其实也很担心。现在日军进攻基本停止。国军主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海松常说要扩大战略纵深。前后方密切配合，他那边稳固了后方才能安定嘛，政府有责任派出部队增强他的实力。”
“这样啊！那好吧，我就替海松谢谢委座的关心了。他呀全靠虚张声势，其实一个地方就一个主力团拼凑了些保安队，东边打一下西边捅一下，让鬼子摸不清虚实，再加上把所有空军集中使用才稳定住浙北战线。要是知道委座给他派来两个集团军，他肯定高兴。”
陈布雷在一旁听了半天，知道蒋先生是想把国军部队陆续派回去恢复国军的影响力，站在党国的立场上这也无可厚非，可效果如何不好预料，善于改造感化国军的陈海松拥有国军将领普遍敬畏的辉煌战绩和相当有说服力鼓动性的国共合作爱国护民振兴民族的政治理论，跟他接触过的将领自觉不自觉的成了共产党政策的支持者，就连黄维那样的书呆子都开始指责国军战术保守、地方腐败，关麟征那样的纯粹军人岂不成了白白送去的兵员和装备。
“委座，其实三战区经过海松调度已经处于上风并无大碍。随州、荆州、岳阳、赣州反倒是面临进攻威胁，学生以为还是要留下重兵集团随时组织反攻。关、俞两部不宜轻动。”
蒋先生一听心里很不高兴，你哥哥成了共产党的参议长，处处维护陈海松，出台的许多地方法规极大地损害了官员乡绅的利益，沦为陈海松的工具而不自知，还奔走各地说是在推动进步造福乡梓，鼓动士绅商贾减租减息、为共产党的工业基地集资筹款，完全没有了立场。
“你们放心，四川、贵州、云南、湖南组建的后备兵团五六十万源源开来，各部的人员补充已经完成，英法俄等国的武器装备相继运到，国军实力逐渐厚实构筑了坚固阵地。
而日本关东军以为中国战事趋于平稳，开始试探苏联的远东实力，在蒙古地区与苏军争夺激烈，据日本邀请观战的西方战地记者报道，双方在哈拉哈河西岸几个高地已经打了十几天，苏军屡攻不下日军也是伤亡惨重，颇似当初张鼓峰争夺战，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战役，如此一来日本的注意力再次北上，弄不好还要从关内抽兵支援，我军压力顿减。
苏联似乎担心日本全力攻击远东，大使卢斡滋、武官切列帕诺夫上将先后来表达了希望我国发动牵制性反攻的意愿，我考虑苏联政府在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站在我们一边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以后还要借重他们的支援，所以唇亡齿寒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还是要支持的。
卢斡滋大使说苏军有能力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挑衅，朱可夫正在集结机械化兵团和飞行集团，在七月中旬就能发起反攻，现在的僵持是出于消耗日军兵力和弹药的考虑。正好战区附近的东北、晋绥都在你们的作战范围内拥有二十万主力部队，希望贵党命令张国焘、李卓然、徐向前等部能适时在敌后发起局部反攻牵制住日军，帮助苏联渡过眼前的困难。
海松那里正在作战，我看也不要停下来，持续保持对华中日军的牵制，这样一来他的兵力就显得有些单薄了，所以国军精锐部队的加入就是雪中送炭。那个可以把俞济时集团军用于浙北，关麟征集团军放在赣中，如此一来对杭州、南昌之敌发动攻击就有了把握。到时候让苏联大使武官去看看，咱们中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倾尽全力帮助苏联的。”
原本以为会感激涕零的周恩来对此却并不认可：“委座，道义上声援苏联是应该的，但我们有必要为两个侵略者之间狗咬狗的战争损害我国的军事力量吗？我倒觉得应该做好收复蒙古的战略准备，在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适时恢复中国对蒙古的合法管理。”
什么？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苏联是你们共产党的太上皇，是我们国民党的大金主，能得罪吗？你还是共产党员吗？你们还是第三国际的下属支部吗？陈海松年轻冲动说出些奇谈怪论还有情可原，你周恩来从旅法勤工俭学开始就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也信口开河。莫非是在借故推托？蒋先生实在难以置信。
陈布雷至此才明白蒋先生是要借苏联的需要逼迫陈海松猛烈攻击日本军队。从而把鬼子的矛头指向敌后共产党控制区。不由得暗自佩服蒋先生的老谋深算、借力打力，见蒋先生有些疑惑，忙试探道：“恩来兄，苏联是当今世界唯一公开支持我国抗日的友好国家，提供了我国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坦克、飞机、重炮、轻重机枪以及油料、布匹等物资。
我们有必要加深这种战略合作关系，仅仅依靠不多的战略物资很难赢得更多的支持，万幸日苏发生了冲突，给我们创造了为苏联帮忙出力的机会。我们支持苏联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何况贵党与苏联党一直有隶属关系，理应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嘛！布雷实在费解！”
陈海松虽然一直在隐秘运作暗中布局，却不能瞒着中央私自行动，具体的作战计划中央或许不清楚，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拿回新疆、蒙古的控制权早已成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普遍共识，当然他们也相信陈海松有能力运作好这项重大行动，不至于因此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苏共的对立。而收回国家主权必须由国民政府出面完成，周恩来需要及早地给国民党高层吹吹风，让他们逐渐形成收回离散国土的意识、信心和行动步骤。
“布雷先生。我需要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们的坚定决心。我们痛恨一切侵略中国、分裂中国的外国势力，其中也包括占据新疆、蒙古的苏联，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相同的愿望。
你们不必怀疑我的诚意，也不必试探我党的原则，我党也不想引发中苏两国的政治冲突，中国对苏联有依赖是事实，弱国无外交、有求于人委曲求全我们也能理解，但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我们认为政府不能放任苏联以武力维护分离主义集团的非法独立，忍气吞声眼看着蒙古在分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现在世界上真正承认蒙古独立的列强国家几乎没有，中国政府依然是蒙古地区的合法管理者，再不理直气壮地宣示我们的主权我们最终将永远失去蒙古。”
蒋先生对此不屑一顾，这样的叫嚣他听得太多了，无非是蒙古族流亡者团体无力的呻吟，一些小党小派攻击政府无能的借口，蒋某人要是有办法还会这样心中流血忍辱负重吗？
徐树铮退出蒙古后，忙于内部争斗的北洋政府基本就放弃了蒙古的管辖权，而国民党完全是在苏联顾问扶持下完成的重建，黄埔军校也是苏联顾问、苏联装备、苏联条令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别说当时的共产党对他敬若神明，就是国民党也是言听计从不敢违拗的。
为什么要清党就是要摆脱苏联沙文主义、专制体制、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理论及其追随者共产党的控制，此后的国民政府尝试着恢复国家主权，与苏联在东北中东路发生了碰撞，当时的共产党中央认为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必然要坚决的起来抗议这一进攻苏联的严重的事件，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作反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抗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拥护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本营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示威斗争。结果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北伐军总顾问布留赫尔元帅的红旗集团军打击下大败，暴露出国民革命军的虚弱，此时维护领土完整缺乏实力。
这一晃就是十年，中苏两国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而再次走到一起，苏联已经成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受气包、乞食者，还有什么底气去讨要被分离的国土。
“恩来兄，本党秉承三民主义之理想，从未放弃对新疆、蒙古之主权，然而，主权需要实力来维护，我们有吗？你们有吗？今天的局面你们有很大责任，以此攻击政府是别有用心。
当前我国的头号敌人是打到了武汉的日本军国主义，举全国之力也仅仅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需要苏联的大力帮助，还有必要有余力挑起中苏之间的对抗吗？进入蒙古换来的结局你想过吗？国际关系需要从长计议，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抗日胜利才能考虑蒙古。”
“委座，我承认在当初对苏政策上我党存在认识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偏差，但现在的中共是立足国内、心向国家，摆脱了第三国际束缚的新型政党，所思所想不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是谋取国家的尊严、民族的昌盛、民众的幸福，这是两年多的表现证明了的变化。
在我们看来日本、苏联都是中国领土的霸占者，苏联的援助是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并非是无私地帮助我国实现三民主义的愿望，对于他的依赖是危险的，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你们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沙皇俄国是侵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今的苏联是和日本一样对中国领土怀有野心并付诸侵略的国家，本党政府一直对此保持警惕。然而我们很需要他们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这对我们的抗战事业至关重要，你们有什么办法？”
“摆脱别人的控制无非是寻找更多更可靠的盟友，陈海松出使欧美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政府摆脱对苏联的过度依赖，效果是明显的，得到了西方国家不同程度的响应，贷款、武器装备通过民间途径陆续到达，在武汉会战中发挥了作用。如果我们的正面战场打得再顽强一些，战果再大一些，同样希望借重我们拖住日本的西方国家会更积极地帮助我们。武汉的沦陷虽然让西方感到沮丧，政府的鲜明态度依然吸引着他们，并没有影响经贸、军事合作的继续。
外部的支援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工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使我们拥有不依赖列强的底气。随着河西、河套工业区冶金、铸造、机械加工、化工等企业的陆续投产，自产武器弹药的产量逐步增加，年底能为国军部队提供一半的需要量，明年、后年平北、山西、关中、金衢新基地建设完成，生产规模不仅能够完全满足国军序列全部需要还将提供自己研制的曲射火炮、压制火炮、无坐力炮，所以从需要上讲有所准备的中国并不担心苏联援助的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