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再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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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后的杨朔铭到镇上闲逛时才知道，自己竟然成了双龙镇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乱石山匪帮的被剿灭给了附近其它的匪帮以极大的震骇，加上听到了官兵大队进驻双龙镇的消息（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原先打算合力攻下双龙镇的匪帮们也散了伙，各自退回老巢固守，轻易不敢下山滋扰。在保安队剿灭了乱石山之后，双龙镇及附近地区的往来山路得以畅通，商民百姓对保安队无不称颂感恩，而杨朔铭亲手击毙了匪首贺黑驴，自然成了镇民们的景仰对象，无论他走到哪里，总会得到热情的招待和崇敬的目光。
对比双龙镇居民发自内心的真诚谢意，杨朔铭想起了自己在后世的几次见义勇为之后获救人却象躲避瘟疫一样的避而不见自己的经历，禁不住暗暗叹息。
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丢掉了那些本来一直属于我们的美好东西？
杨朔铭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又来到了刘老六的铁匠铺子里，想要再打一把“哮龙”战斗刀，而当他来到铁匠铺子的时候，却让里面热火朝天的打铁景象吓了一大跳。
看着光着磅子的铁匠们汗流浃背地打着铁，和角落里摆着的一堆堆矛尖和刀胚，杨朔铭象是明白了什么，他立即转身走出了铁匠铺子，去了保安公所。
来到了保安公所，一进门口，杨朔铭便听到了阵阵的枪声，他看到些从镇上临时征召来的一些年轻人正在保安队员们的指导下，排成两排，前排蹲座，后排站立，练习打排枪，只是他们手里使用的，并不是真正的军用步枪，而是土造的猎枪。
看着前方被打得浑身是洞的草人，杨朔铭暗暗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这位保安队长徐元锦的身世，其实也是很让杨朔铭感到好奇的。
一个卫兵带着杨朔铭来到了徐元锦的屋子里，徐元锦象是在那里写什么报告，看到杨朔铭进来，便放下了手中的笔，在椅子上直起了身子。
“伤好了？”他笑着问道。
“已经不要紧了。”杨朔铭笑了笑，又看了看窗外在练习射击的人们，问道，“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有别的土匪要来？”
“你自己说过的，‘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怎么，忘了？”徐元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反问了一句。
杨朔铭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苦笑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熟悉历史的他当然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有些事情，其实正好和历史教科书里面所描绘的轰轰烈烈振奋人心的样子相反。
就象很多农民对于革命的理解那样，他们认为没了皇帝，就是没了王法一样，当时各地很多的民军（也就是革命军，在此以便同袁世凯的北洋军加以区别）虽然没有真刀实枪地打天下，但他们却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有功。很多人只要当过民军，就会弄一功牌回家，多数是银子做的，回到家之后就象范进中举似的，那叫一个牛B，祠堂里领祭肉都是双份儿。但更多的人并不想回家，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绿林豪杰”，好不容易进了城，要留在城里享福。参加民军的好汉们在进城之后，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了。各地的民军在进城之后往往各据一方，大开烟馆赌馆，公开贩毒开赌。同时，天天跟新政府要钱要饷，不给就闹事。甚至拦路抢劫，由于争地盘，抢财源，各路民军经常发生火并，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的民军的统领居然会在大街上被另一伙的民军杀掉，连手枪带金表金链子钱夹子统统被抢走，弄得城里的居民，天天提心吊胆。而这样社会秩序大乱的背后，是无度的奢华，尽情的享受。不少民军的官佐，在革命“成功”后迅速腐化，吃喝嫖赌，买妾纳妓，无所不为。不只原来出身帮会和绿林的好汉如此，就是一些革命党人、新军军官，也一样开了禁，拼命放纵自己的欲望，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前方有事，找不到军官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全都烂醉如泥。军官这样，士兵更是跟着学样，经常有夜不归宿的。在醇酒妇人方面，革命党人似乎特别地在意，稍有条件，就拼命地享用。好象这样才能表明革命就是跟腐朽的封建清朝对着干。象清朝明令不许官员狎妓，革命当然就可以开放了，封建礼法要“存天理，灭人欲”，革命当然就得“灭天理，纵人欲”了。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嘛，就是一种解放。解放嘛，当然首先得解放欲望。革命军政府好不容易筹来的钱款，好多都送进了酒楼妓院。而一旦钱没了，很多民军则整队人马出来抢劫，和盗匪无异。
对于这样的革命，商民百姓当然大失所望，在他们看来，现在混乱的局面，或许还不及清朝统治的时候好些。
这也就是尽管武昌首义后不久，中国的多数省份都宣布独立了，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人多枪众，而为什么占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却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实不很情愿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全体一致地要跟军事强人袁世凯妥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土匪一样的民军，想要和袁世凯正规的北洋军对抗，简直就是个大笑话。因此在总统换人之后，留守在南京的黄兴主动将其大部分都解散了，在打发广东民军回老家的时候，还发现大量下级军官在南京都娶了妻室（这些人多半家里还有一位！）。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对黄兴主动解散南京留守府颇多恶评，更有上纲上线的爱国愤青认为黄兴背叛革命向袁世凯主动投降！但知道个中真相的人都明白，黄兴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依靠这样的军队，能成事才怪。
革命党人及其军队的不堪一击，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杨朔铭知道，在他现在所在的江西，李烈钧还算多少打了几仗，而其它地方的民军，在北洋军一到的时候，好多都是一枪没放，就倒戈的倒戈，逃命的逃命。转眼之间，胡汉民和陈炯明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也脚底抹油走人。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广东，号称革命党人最多的地方，就这样一下子没了，一点面子都没给。
对于“二次革命”最后是什么结果，杨朔铭其实早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在确切地知道了自己所处的历史时空之后，在养伤的这些天里，除了和黄家美女闲聊之外，杨朔铭也想过能否助李烈钧一臂之力，改变“二次革命”的结果，但他在思考了多次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自己毕竟不是奥大天使，人家穿越好歹还带了一张PS的和孙中山先生的合影照片，可以用来骗取革命士兵的信任当上革命军的司令。而他是光身穿越来的，虽然本人有点本事，但面对眼前的形势，根本就有心无力。
哪怕自己能帮助李烈钧守得了湖口要塞，而势单力孤的江西讨袁军在袁世凯优势的北洋军进攻下能够坚持多久，他是想都不愿意想的。
想想贺黑驴只是在左轮手枪的子弹上小小的做了下手脚，就差一点儿要了他这个穿越者的命，就能够知道这样做的结果。
在这个混乱而动荡的时代，想要改变历史进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事实上，“二次革命”的失败，本来就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民心思定，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是当时国内的主流，而在当时“宋教仁遇刺案”还未真相大白的情况下，以该案和袁世凯大借款为理由发动的这一次讨袁战争，根本就得不到社会各界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当时有人甚至指斥发动者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
杨朔铭并不怀疑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政治理想和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定论、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就仓促的兴起军事讨伐，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共和民主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
而更为讽刺的是，“二次革命”的结果反而给了袁世凯这个军事强人以统一全国树立威权的最好机会。和历史教科书宣扬的正好相反，所谓的“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广大民众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因为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尽快恢复秩序，能够过上太平的日子，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集团却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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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后的杨朔铭到镇上闲逛时才知道，自己竟然成了双龙镇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乱石山匪帮的被剿灭给了附近其它的匪帮以极大的震骇，加上听到了官兵大队进驻双龙镇的消息（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原先打算合力攻下双龙镇的匪帮们也散了伙，各自退回老巢固守，轻易不敢下山滋扰。在保安队剿灭了乱石山之后，双龙镇及附近地区的往来山路得以畅通，商民百姓对保安队无不称颂感恩，而杨朔铭亲手击毙了匪首贺黑驴，自然成了镇民们的景仰对象，无论他走到哪里，总会得到热情的招待和崇敬的目光。
对比双龙镇居民发自内心的真诚谢意，杨朔铭想起了自己在后世的几次见义勇为之后获救人却象躲避瘟疫一样的避而不见自己的经历，禁不住暗暗叹息。
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丢掉了那些本来一直属于我们的美好东西？
杨朔铭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又来到了刘老六的铁匠铺子里，想要再打一把“哮龙”战斗刀，而当他来到铁匠铺子的时候，却让里面热火朝天的打铁景象吓了一大跳。
看着光着磅子的铁匠们汗流浃背地打着铁，和角落里摆着的一堆堆矛尖和刀胚，杨朔铭象是明白了什么，他立即转身走出了铁匠铺子，去了保安公所。
来到了保安公所，一进门口，杨朔铭便听到了阵阵的枪声，他看到些从镇上临时征召来的一些年轻人正在保安队员们的指导下，排成两排，前排蹲座，后排站立，练习打排枪，只是他们手里使用的，并不是真正的军用步枪，而是土造的猎枪。
看着前方被打得浑身是洞的草人，杨朔铭暗暗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这位保安队长徐元锦的身世，其实也是很让杨朔铭感到好奇的。
一个卫兵带着杨朔铭来到了徐元锦的屋子里，徐元锦象是在那里写什么报告，看到杨朔铭进来，便放下了手中的笔，在椅子上直起了身子。
“伤好了？”他笑着问道。
“已经不要紧了。”杨朔铭笑了笑，又看了看窗外在练习射击的人们，问道，“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有别的土匪要来？”
“你自己说过的，‘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怎么，忘了？”徐元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反问了一句。
杨朔铭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苦笑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熟悉历史的他当然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有些事情，其实正好和历史教科书里面所描绘的轰轰烈烈振奋人心的样子相反。
就象很多农民对于革命的理解那样，他们认为没了皇帝，就是没了王法一样，当时各地很多的民军（也就是革命军，在此以便同袁世凯的北洋军加以区别）虽然没有真刀实枪地打天下，但他们却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有功。很多人只要当过民军，就会弄一功牌回家，多数是银子做的，回到家之后就象范进中举似的，那叫一个牛B，祠堂里领祭肉都是双份儿。但更多的人并不想回家，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绿林豪杰”，好不容易进了城，要留在城里享福。参加民军的好汉们在进城之后，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了。各地的民军在进城之后往往各据一方，大开烟馆赌馆，公开贩毒开赌。同时，天天跟新政府要钱要饷，不给就闹事。甚至拦路抢劫，由于争地盘，抢财源，各路民军经常发生火并，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的民军的统领居然会在大街上被另一伙的民军杀掉，连手枪带金表金链子钱夹子统统被抢走，弄得城里的居民，天天提心吊胆。而这样社会秩序大乱的背后，是无度的奢华，尽情的享受。不少民军的官佐，在革命“成功”后迅速腐化，吃喝嫖赌，买妾纳妓，无所不为。不只原来出身帮会和绿林的好汉如此，就是一些革命党人、新军军官，也一样开了禁，拼命放纵自己的欲望，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前方有事，找不到军官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全都烂醉如泥。军官这样，士兵更是跟着学样，经常有夜不归宿的。在醇酒妇人方面，革命党人似乎特别地在意，稍有条件，就拼命地享用。好象这样才能表明革命就是跟腐朽的封建清朝对着干。象清朝明令不许官员狎妓，革命当然就可以开放了，封建礼法要“存天理，灭人欲”，革命当然就得“灭天理，纵人欲”了。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嘛，就是一种解放。解放嘛，当然首先得解放欲望。革命军政府好不容易筹来的钱款，好多都送进了酒楼妓院。而一旦钱没了，很多民军则整队人马出来抢劫，和盗匪无异。
对于这样的革命，商民百姓当然大失所望，在他们看来，现在混乱的局面，或许还不及清朝统治的时候好些。
这也就是尽管武昌首义后不久，中国的多数省份都宣布独立了，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人多枪众，而为什么占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却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实不很情愿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全体一致地要跟军事强人袁世凯妥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土匪一样的民军，想要和袁世凯正规的北洋军对抗，简直就是个大笑话。因此在总统换人之后，留守在南京的黄兴主动将其大部分都解散了，在打发广东民军回老家的时候，还发现大量下级军官在南京都娶了妻室（这些人多半家里还有一位！）。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对黄兴主动解散南京留守府颇多恶评，更有上纲上线的爱国愤青认为黄兴背叛革命向袁世凯主动投降！但知道个中真相的人都明白，黄兴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依靠这样的军队，能成事才怪。
革命党人及其军队的不堪一击，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杨朔铭知道，在他现在所在的江西，李烈钧还算多少打了几仗，而其它地方的民军，在北洋军一到的时候，好多都是一枪没放，就倒戈的倒戈，逃命的逃命。转眼之间，胡汉民和陈炯明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也脚底抹油走人。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广东，号称革命党人最多的地方，就这样一下子没了，一点面子都没给。
对于“二次革命”最后是什么结果，杨朔铭其实早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在确切地知道了自己所处的历史时空之后，在养伤的这些天里，除了和黄家美女闲聊之外，杨朔铭也想过能否助李烈钧一臂之力，改变“二次革命”的结果，但他在思考了多次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自己毕竟不是奥大天使，人家穿越好歹还带了一张PS的和孙中山先生的合影照片，可以用来骗取革命士兵的信任当上革命军的司令。而他是光身穿越来的，虽然本人有点本事，但面对眼前的形势，根本就有心无力。
哪怕自己能帮助李烈钧守得了湖口要塞，而势单力孤的江西讨袁军在袁世凯优势的北洋军进攻下能够坚持多久，他是想都不愿意想的。
想想贺黑驴只是在左轮手枪的子弹上小小的做了下手脚，就差一点儿要了他这个穿越者的命，就能够知道这样做的结果。
在这个混乱而动荡的时代，想要改变历史进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事实上，“二次革命”的失败，本来就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民心思定，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是当时国内的主流，而在当时“宋教仁遇刺案”还未真相大白的情况下，以该案和袁世凯大借款为理由发动的这一次讨袁战争，根本就得不到社会各界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当时有人甚至指斥发动者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
杨朔铭并不怀疑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政治理想和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定论、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就仓促的兴起军事讨伐，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共和民主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
而更为讽刺的是，“二次革命”的结果反而给了袁世凯这个军事强人以统一全国树立威权的最好机会。和历史教科书宣扬的正好相反，所谓的“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广大民众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因为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尽快恢复秩序，能够过上太平的日子，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集团却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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